李世民是否是伪帝，我们姑且不论。唐代的盛事却真真实实的让我们华夏族人站起来的感觉。
唐代的贞观政要中的第一节就提到了李世民的历史观
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任皇帝的贞观年间（６２７—６４９），使唐朝达到全盛。究其原因，与他的历史观及重视历史经验的总结不无关系。
《贞观政要》在第一卷第一篇《论君道第一》的开头有这样一段对话：
“贞观初，太宗谓侍臣：‘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乱 者。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若耽嗜滋味，玩悦声色，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扰人生，且复出一非理之言，万姓为之解体，怨 讟既作，离叛亦兴。联每思此，不敢纵逸。’”接着，魏征以楚庄王理国为例，说：“古者圣哲之主，皆亦近取诸身，故能远体诸物”，“陛下所明，实同古义”。
君臣通过谈古论今，开门见山提出了“为君之道”的两条原则：“先存百姓”，“先正其身”。无需多言，我们无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 或者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或者从帝王将相与群众的关系上来分析，都会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这一历史观是正确的。“古者圣哲之主”以“近取诸身”、“远 体诸物”的历史事实作依据，证明了这一点。唐太宗从其切身经验中也体验到了这一点。
作为一个封建帝王，自然要从历史人物的行善积德中吸取 好的经验，以正其身，以存其民。那么，什么样的思想、行为是值得肯定的呢？唐太宗也有其独到的见解，如何评价隋文帝便是一例。唐太宗问萧瑀：“隋文帝何如 主也？”对曰：“克己复礼，勤劳思政”，“虽性非仁明，亦是励精之主。”太宗却说：“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显然不同意萧瑀的看法。他的理由是：“此人性 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又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于合 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政体》）第二》）这就是说，唐太宗不以“克己复礼、勤劳思政”作为好君主的标准，在他看来 “至察”、“心暗”、“多疑”、“独断”是隋文帝的特点，也是最大的缺点。而“须合变通”，遇事“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才是一个好君主的标准。
又如，对周武王与秦始皇的评价，唐太宗的见解也有独到之处。贞观初年，他对侍臣说起武王伐纣，秦始皇吞并六国的事，说：“周武王平纣之乱，以有天下，秦 皇因周之衰，遂吞六国，其得天下不殊，祚运长短若此之相悬也。”有大臣认为：“纣为无道，天下苦之，故八百诸侯，不期而会。周室微，六国之罪，秦氏专任智 力，蚕食诸侯，平定虽同，人情则异。”唐太宗不同意这种分析，他抓住了事情的本质，认为“周既克殷，务弘仁义；秦既得志，专行诈力”，说明他们之间不仅得 天下的原因有别，关键在于守天下时的措施有根本不同。唐太宗对于各个朝代的亡国君主也作过中肯的分析。如“贞观九年，太宗谓魏征曰：‘顷读周、齐史，末代 亡国之主为恶多相类也。’”（《辩兴亡第三十四》）具体地分有以下四种：（１）齐后主与周宣帝都是“深好奢侈”，府库用尽，百姓倒弊而致亡。（２）苻坚自 恃兵强，欲必吞晋室，兴兵百万，一举而亡。（３）隋主“欲取高丽，频年劳役，人不胜怨”，穷兵极武而致亡（《征伐第三十五》）。（４）尤其值得重视的是， 他从汉高祖开国的功业到以后的纵逸中，看到了“自古人君为善者，多不能坚守其事”，又从废嫡立庶，滥诛功臣的史实中感到“不敢恃天下之安”，认识到守业之 难。因此，“每思危亡以自戒惧，用保其终”（《慎终第四十》）。唐太宗注意从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事实中汲取教训，从对历史的分析中确立了他对世界的看法， 这些观点不无道理。这也许就是他能使唐朝长治久安的一个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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