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简介】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伯隅，号观堂、静观，浙江海宁盐官人。清秀才。我国近现代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考古学等各方面成就卓著的学术巨子。

头顶瓜皮小帽，身穿一袭长袍，脑后托着长辫，脚踏一双布鞋，这就是王国维留给世人的印象。他貌不出众，但才华横溢，是中国近现代最杰出的集哲学、经学、史学、戏曲学、甲骨学、敦煌学等研究于一身的学术巨星。然而，正值盛年的他却走上了一条自我了断的不归之路。昆明湖澄净的湖水，塞的一缕孤魂；清华园的茔地，成了这位国学大师最后的归宿。他的自沉和匪夷所思的绝壁遗书引发了近代史上一场持续至今的文化断想。

【王国维遗书原文】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陈寅恪）、吴（吴宓）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

一、关于自沉始由的种种异说：

1.清室殉节说

乃十月值宫门之变，公援主辱臣死之意，欲自沉神武门御河者再，皆不果。及车驾幸日使馆，明年春幸天津，公奉命就清华学校研究院掌教，以国学授诸生，然津京间战祸频仍，公日忧行朝，频至天津，欲有所陈请，语讷，辄苦不达。今年夏，南势北渐，危且益甚，公欲言不可，欲默不忍，乃卒以五月三日自沉颐和园之昆明湖以死。……属予代呈封章，疏入，天子览奏陨涕。……著加恩予谥“忠慤”。

--罗振玉《海宁王忠慤公传》

离宫尤是前朝，主辱臣忧，汨罗异代沉屈子；

浩劫正逢此日，人亡国瘁，海宇同声哭郑君。

--时任清华教授吴宓

2.为罗振玉迫害致死说

此说以史达撰《王静安先生致死的真因》一文为代表，文云：

王静安先生的自杀，不在清朝打翻之际，也不在废帝被逐出宫之会，可见这一死实在并非“乃心王室”。他所以不先不后恰恰于今年旧历的端午节跳水寻死者，实缘受友之累，经济上挨到过量的压迫耳。据熟悉王、罗关系的京友说，这次的不幸事件，完全由罗振玉一人逼成功的。原来罗女乃是王先生的子妇，去年王子病死，罗振玉便把女儿接归，声言不能与姑嫜共处。可是在母家替丈夫守节，不能不有代价，因强令王家每年拿出二千块钱交给罗女作为津贴。王先生晚年丧子，精神创伤已属难堪，又加这样的要索挑唆，这经济的责任实更难负担了。可是罗振玉犹未甘心，最近便放了一枝致命的毒箭，从前他们同在日本曾合资做过一趟生意，结果大大赚钱，王先生的名下便分到一万多，但这钱并未支取，即放在罗振玉处作为存款。近来罗振玉忽发奇想，又去兜搭王先生再做一趟生意，便把这存款下注做本。王先生素不讲究这些治生之术的，当然由得摆布，不料大折其本，不但把这万多块钱的存款一箍脑儿丢掉，而且还背了不少的债务。罗振玉又很慷慨地对他说：“这亏空的分儿，你可暂不拿出，只按月拨付利息好了。”这利息究竟要多少，刚刚把王先生清华所得的薪水吃过还须欠些，那么一来，把个王先生直急得又惊又愤，冷了半截，试问他如何不萌短见。这一枝毒箭便是王先生送命的近因。合此两因，竟把一个好端端的学者活活的逼死，罗振玉之肉“其足食乎！”王先生既死，他应该做点补过的事了，然而他毫不悔悟……捏造遗表，对废帝夸示他的识拔忠良，于是无知的废帝竟下伪谕吊唁，把不值一文的“忠悫‘’谥号送给死者做了个惠而不费的礼物。

另有郭沫若的猜度：

据说他的死，实际上是受了罗振玉的逼迫。……伪君子罗振玉，后来出仕伪满，可以说已经沦为了真小人，我们今天丝毫也没有替他隐讳的必要了。我很希望深知王国维的身世的人，把这一段详事更仔细地表露出来，替王国维洗冤，并彰明罗振玉的最恶。                                                   ——郭沫若《鲁迅与王国维》

3.惧国民革命北伐说

他的死是怕国民革命军给他过不去。湖南政府把叶德辉枪毙，浙江政府把章炳麟家产籍没，在我们看来，觉得他们罪有应得，并不诧异。但是这种事情，或者深深刺中了静安先生的心，以为党军既然敢用这样的辣手对待学者，他们到了北京也会把他如法炮制，办他一个”复辟派“的罪名的。与其到那时受辱，不如趁党军尚未来时，索性做了清朝的忠臣，到清室的花园里死了，倒落一个千载流芳。

今年他只有五十一岁，假使他能有康氏（指康有为，享年七十岁）般的寿命，他的造就就真不知道可以多么高。他竟把向往中的一座伟大的九仞之台自己打灭了！

--顾颉刚《悼王静安先生》

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

--时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梁启超

4.个人性格矛盾说

王先生的性格很复杂而且可以说很矛盾：他的头脑很冷静，脾气很和平，情感很浓厚，这是可从他的著述，谈话，和文学作品看出来的。只因有此三种矛盾的性格合并在一起，所以结果可以至于自杀。他对于社会，因为有冷静的头脑，所以能看得很清楚；有和平的脾气，所以不能取激烈的反抗；有浓厚的情感，所以常常发生莫名的悲愤。积日既久，只有自杀之一途。

--徐中舒

【断想一】陈寅恪：为文化所化之愈深，愈感文化衰落之苦痛

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陈寅恪《清华大学王观堂纪念碑碑铭》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至于流俗恩怨荣辱萎缩龌龊之说，皆不足置辩，故亦不之及云。

--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

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无辙迹之可寻。……寅恪以谓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

--陈寅恪《王静安遗书序》

十七年家国久消魂，犹馀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

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

--陈寅恪挽王国维

叶嘉莹

【断想二】叶嘉莹：一个新旧文化激变中的悲剧人物

静安先生死因之所以形成如此纷纭歧义的说法，盖因各种政治立场不同而别有用心的人们不惜各自矫枉其辞，既为自己辩护，并借之以攻讦他人；而另外一些与静安先生较为接近的人，则也因为有鉴于当时政治环境之复杂，不欲有所牵涉，遂有意避开重点不谈，而但发为一些含混隐约之说。至于其他的一些人们则只有人云亦云的随别人的说法而妄加猜测了。

以静安先生之清白自持，不愿有丝毫玷污的品格和操守，而竟于身后被别人以世俗政党之私见而妄加诬枉和猜测。这实在乃是极可痛心的一件事。

我们既已知道静安先生的死并非为了要表示对清室效忠，也并非为了恐惧生命的迫害，因此我们便自然可以推想到，静安先生所畏惧的实在应该是由外界迫害所加之于他自己精神人格上的一种污辱。

--叶嘉莹《一个新旧文化激变中的悲剧人物--王国维死因之探讨》

夏中义

【断想三】夏中义：个体悲剧逸出民族文化之疆域

国运衰竭与民意麻痹之阴影，固然也不时在王国维脑海闪回，但王国维焦虑的中心却不在外，而在内，是天才情节与人生逆境的严重失衡，导致他陷于拉斯柯尔尼科夫（托斯妥耶夫斯基小说《罪与罚》之男主角）式的自怨自艾、自虐自责，乍看似为纯个体精神悲剧，但他那不同凡响的生命感悟所蕴藉的对人本价值的终极关怀，却分明使其思想境界逸出了民族之疆域，而与现代世界文化直接接轨。

李敖

【断想四】李敖：革命把他逼死了

叶德辉死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正是国民党党中央承认”滥加罪名，囚幽满狱“后的第二天。消息传来，全国震惊。这时王国维在北京，也听说了。王国维在国民声”联俄容共“时候，虽没像梁启超那样公然警告，但他的疑虑却情见乎辞。他上书给溥仪，说：

……试问立宪共和之国，其政治果出于多数国民之公意乎？抑出于少数党人之意乎？民之不能自治，无中外一也；……孔子言患不均，大学言平天下，古之为政，未有不以均平为务者，然其道不外重农抑末，禁止兼并而已，井田之法，口分之制，皆屡试而不能行，或行而不能久。西人则以为不足，于是有社会主义焉、有共产主义焉，然此均产之事，将使国人共均之乎？抑委托少数人使均之乎？均产以后，将合全国之人而管理之乎？抑委托少数人使代理之乎？由前之说则万万无此理；由后之说，则不均之事俄顷即见矣！俄人行之，伏尸千万，赤地万里，而卒不能不承认私产之制度，则曩之汹汹，又奚为也！

这就是说，在王国维心里，他知道国民党带中国走苏联的路，”伏尸千万，赤地万里“的局面，是要历史重演的。但他写这封信给溥仪的时候，他还没想到血腥来得这么快，快到国民党能容共，却连一六四老翁叶德辉都不能容了。这样子的巨变，又教王国维怎么适应呢？这样子的革命，又教王国维怎么追随呢？

王国维曾有一首《浣溪沙》的小词，原文是：

掩卷平生有百端，

饱更忧患转冥顽，

偶听啼声怨春残。

坐觉无何消白日，

更缘随例弄丹铅，

闲愁无分况清欢！

在这首苍茫索寞的心事里，我们依稀感觉到：他的学术研究，只不过是他痛苦中的一种”消白日“的工具，在内心深处，他既无”清欢“，也无”闲愁“，有的只是一片失望而已。国民党杀了叶德辉后，王国维似乎感到：这些南来的职业革命家们，既然到湖南杀到湖南、到湖北杀到湖北，不久到北京后，自然也就杀到北京。在这种杀风下，他自己是该杀的对象，并不意外。于是，他的一片失望，就逐渐转化为绝望，”掩卷平生有百端“，从此就化为一端，--他想自杀了。

--李敖“王国维自杀写真”《李敖生死书》

辜鸿铭

【逝者简介】

辜汤生（1857年7月18日－1928年4月30日），字鸿铭，号立诚。祖籍福建省同安县，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学博中西，号称“清末怪杰”，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他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创获甚巨；并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原名《清流传》）和《中国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义》）等英文书，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西方形成了“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的说法。

辜鸿铭：追思已逝的民族精神

1928年4月30日，已到了他生命最后一刻的辜鸿铭，犹据病榻讲儒学，数小时后，带着未讲完的内容，也带着他永远的遗恨，辜鸿铭离开了这个爱之深、忧之切的人世。当时的国闻社和《大公报》发了这样一条简短的报道：

辜氏所患原肺炎症，历时已月余，遍经中西医诊治，以年老未易奏功，竟以不起。……他为学好推崇儒家，于西方哲学多所非难。又主忠君之说。性孤僻，发辫至死犹存。

辜鸿铭作为传统文化的另类代表，至死守护着民族精神最后的尊严。其所著《中国人的精神》对于如今已逝的民族性有着深刻的反思价值：

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真正的中国人就是有著赤字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过著心灵生活的这样一种人。简言之，真正的中国人有著童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中国人的精神是一种永葆青春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中国人永远年轻的秘密又何在呢？诸位一定记得我曾经说过∶是同情或真正的人类的智能造就了中国式的人之类型，从而形成了真正的中国人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这种真正的人类的智能，是同情与智能的有机结合，它使人的心与脑得以调和。总之，它是心灵与理智的和谐。如果说中华民族之精神是一种青春永葆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那么，民族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心灵与理智的完美谐和。（《中国人的精神》）

【逝者简介】

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字枚叔。后改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有经学大师的美誉。章太炎是我国近代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一生崇尚民主，倡导革命。作为一个民主斗士，章太炎为了民族的自强自立曾在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同时，他又是一位对中华民族文化遗产有精湛研究的学者，尤其是对朴学的研究，少有人能出其右。他集学问家和革命家于一身，是中国近代史上少有的富有斗争激情的大学者。

1936年6月14日上午7时45分，一代朴学大师，乱世矜才章太炎因鼻咽癌、胆囊炎、气喘病及疟疾诸症并发，医治无效，溘然长逝。临终前，这位“有学问的革命家”仍旧不忘国难时艰，临终抱憾“朴学从此中绝矣。”的他，留下两句遗嘱：

设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

其拳拳爱国之心足令后人敬仰。章先生去世时另有遗嘱一封：

“凡人总以立身为贵，学问尚是其次。不得因富贵而骄矜，因贫困而屈节。其或出洋游学，但有资本者皆可为之，何足矜异，若因此养成傲诞，非吾子也。入官尤须清慎。若异族入主，务须洁身。余所有书籍，虽未精美，亦略足备用。其中明版书十余部，且弗轻视。两男能读则读之，不能读，亦不可任其蠹坏。当知此在今日，不过值数千金，待子孙欲得是书，虽挥斥万金而不足矣……”

这篇遗嘱的主要内容是教其子做人处世的原则和方式，集中体现了章太炎的人格操守和民族气节。

“外扬族性，内张国本”--章太炎一生之写照

1．性格刚烈之狂士

“凡人总以立身为贵，学问尚是其次。不得因富贵而骄矜，因贫困而屈节。”

孔子曾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意思说，如果找不到“中行”的人为友，就与狂狷者交往。狂者敢作敢为，大有作为；狷者清高自守，有所不为。章太炎就是一个典型的“狂者”。

章太炎为人首重人品情操，次重学问文章。他一生经历了戊戌变法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两个历史时期，积极参政议政，对时局发表自己的见解，往往语出惊人。他以革命家的勇猛和以身殉道的无畏反封建专政，倡导民主革命，先后七次被追捕，三次入狱，但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被誉为青年人的楷范。

1895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失败以后，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由此引发了维新变法运动。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刺激下，章太炎参加强学会，并于1897年春去上海任《时务报》编辑。他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运动，但是反对康有为神化孔子，反对把康有为捧为“南海圣人”的封建做法。他始终坚持自己独立的思想，不盲从盲信，初步显现出可贵的民主精神。

戊戌变法失败后，章太炎遭清政府通缉，先后逃到章太炎狱中赠邹容台湾、日本，于1900年回到上海，参加唐才常等人组织的“中华国会”成立大会，但对会议的“保皇”主张深恶痛绝，他“宣言脱社，割辫与绝”，断然剪掉自己的辫子，正气凛然地宣告与保皇派彻底决裂，并且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痛斥保皇党的“中国只能改良，不能革命”的谬论，强调以革命明公理，以革命去旧俗，论证了革命是最好的出路。

1903年夏，《苏报》支持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的活动，聘请章士钊为主笔，章太炎、蔡元培为撰稿人，报道各地学生的爱国运动。以后，《苏报》又陆续刊登了许多激烈地宣传革命的文章，旗帜更为鲜明。当时，邹容的《革命军》在上海出版，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也公开发表。这两篇极其犀利的革命文章问世之后，立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引起了清政府的敌视。《苏报》节录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向读者推荐《革命军》，清政府震怒之下采取镇压手段，下令封闭《苏报》，逮捕章太炎，邹容激于义愤，自动投案。这就是著名的“苏报案”。邹容在监狱生活的折磨下，不幸病故，年仅2l岁。章太炎于1906年刑满出狱。为纪念曾经共患难的战友，章太炎的室壁高处挂有邹容像一幅，前设横板如长几状，儿上有香炉，据说每月初一、十五，章必沐手供香一次。

章太炎的“立身”准则有着多重内涵，恣睢放纵、狂傲不逊的性格和爱憎分明、不畏强权、人格独立的品质使章太炎成为民国时期最具个性之人。

袁世凯当上中华民国大总统后，邀请各界名流来京议政，章太炎也在其中。不久，袁世凯的称帝企图日益暴露。章太炎昔日追求的民主共和理想竟然为帝制的复辟所代替，宋教仁被刺，二次革命失败，洪宪帝制出台，张勋复辟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无不使章太炎痛心疾首。1914年2月，章太炎把袁世凯以前授给他的大勋章当扇坠，大闹总统府，大骂袁世凯包藏祸心。被袁世凯软禁于京。由于章太炎在社会上具有相当大的个人影响力，袁世凯并没有为难于他，反而每月发给他五百银元，可谓是囚徒中的“富翁”了。为表达胸中的愤懑，章太炎竞在案几上写满“袁世凯”三字，每天都要用木杖击打数次。囚禁期间，章太炎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几次绝食，并对墓葬处所、遗稿等身后事一一作了嘱托。后在友人的劝说下作罢。章太炎知道身边的仆人、厨师都是袁世凯的眼线，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他便订下“约仆六条”：“一、每日早晚必向我请安；二、见我须垂手鹄立；三、称我曰大人，自称曰奴仆；四、来客统称日老爷；五、来客必须回明定夺，不得擅行阻拦，亦不得擅行引入；六、每逢晦朔，必向我一跪三叩首。”他自己崇尚民主，却用封建纲常来戏谑这些袁世凯的“眼线”。在其堂屋内，曾悬八尺宣章太炎书法纸，上面只有“速死”两个大字。足见其愤世嫉俗的狂士性格。

2．保国保种之猛士

“若异族入主，务须洁身”

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病逝。临终留下遗言：“若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他一生坚守种族革命，以异种乱华为心中第一恨事。章太炎在《定复仇之是非》中说：“夫排满洲即排强种矣，排清主即排强权矣。”1908年，章太炎在《排满平议》中更加鲜明指出：“排满者，排其皇室也，排其官吏也，排其士卒也。”“非排一切政府，非排一切满人，所欲排者为满人在汉之政府。”可见，章太炎的排满思想并没有民族歧视的意思，而是因为当时清朝政府腐败无能，排满是破除封建专政，推动的革命浪潮高涨的有效手段。但在他心目中，华夏民族文化更胜一筹。

作为一名革命家，章太炎的反帝爱国思想非常鲜明。当中国受到外来侵略、民族危亡迫在眉睫时，他的民主主义思想、爱国主义又一次闪烁出灿烂的火花。

九一八事变以后，东三省垂危，章太炎坚决主张抗日：“今日之势使我辈处之，唯有一战，明知必败，然败亦不过失东三省耳，战败而失之，与拱手而授之，有人格与无人格之异，则国家根本之兴废亦异也”。可是，中国守军不战而退，使章太炎对国民党政府十分失望。他不顾年迈体衰，一如既往地用他的良知和勇气为宣传团结抗日、挽救民族危亡奔走呼号。他通电怒斥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国家危急至此，犹不奋力向前以图恢复，平日整兵治戎，所为何事？应即督促前进，自谋靖献。如犹逍遥河上，坐视沦胥，此真自绝于国人，甘心于奴隶者矣！”他不顾个人安危，冒着炮火到北平拜见张学良、吴佩孚等，劝其不计个人名位、利益得失，积极抗战；他亲自为抗日将士作《书十九路军御日本事》，为抗日烈士题写碑文，鼓舞抗日士气。1936年临终前，章太啖致书蒋介石，劝其联共抗日，并表示赞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一宣言》和团结抗日的主张。拳拳爱国心，着实令人钦佩！

3.满腹经纶之学人

“朴学从此中绝矣。”

辛亥革命后，章太炎退居书斋，钻研学问，成为一代儒宗。在学术上，他涉猎甚广，经学、哲学、文学、语言学、文字学、音韵学、逻辑学等方面都有所建树。主要著作有：《魑书》《古文尚书拾遗》《春秋左传读叙录》《春秋左氏疑义答问》《刘子政左氏说》《广论语骈枝》《新出三体石经考》《说文部首韵语》《文始》《国故论衡》《太炎文录》等，1982年起上海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章太炎全集》，网罗繁富，有中国文化百科全书之称。

朴学又称汉学、考据学，这是针对理学的空疏而言的，主张学问重史实依据，解经由文字入手，以音韵通训诂，以训诂通义理。章太炎早年曾师从俞樾、黄以周、谭献等研习经学，对朴学有很高的造诣，与俞樾、孙诒让并称清末三学者。逝世之前，他不无伤感地说：“朴学从此中绝矣。”言语中既有几分自负，也饱含他对国学继承危机的深深忧虑。

章太炎在学术上主张以民族文化为本位，反对“全盘西化”，但又必须吸收西学的精华，努力融会中西文化。章太炎在比较中西文化优劣时，认为外国哲学，注重物质，所以很精；中国哲学，是从人事发生的，于物质则很疏。人事原是幻变不定的，中国哲学从人事出发，所以有应变的长处，刘师培但是短处却在不甚确实。这是中外不同的地方。于造就人才上，中胜于西。他因此以中国文化传人自居，视学术为国家自立、抵御外侮的思想源泉。晚年为宣扬国学不遗余力地到各地讲学，鲁迅、周作人、黄侃、钱穆等多位当代名家都曾是章氏的门生。

为了传继国学，章太炎能够宽厚容忍，不计个人恩怨。章太炎极为欣赏刘师培的汉学修养和才华，引为知己。但刘师培的政治立场不坚定，有很多污点。1907年，刘师培变节，密投两江总督端方。章太炎多次晓以情理，劝其迷途知返。两年后，刘师培却对身处孤立的章太炎落井下石，捏造伪证，指责他叛变革命。1911年，刘师培被革命军拘留。章太炎闻讯后立即发表宣言营救：“今者文化陵迟，宿学凋丧，一二通博之材，如刘光汉辈，虽负小疵，不应深论。若拘执党见，思复前仇，杀一人无益于中国，而文学自此扫地，使禹城沦为夷裔者，谁之责耶？”章太炎对刘师培的极度宽容和谅解，源于他挚爱民族文化，超然于个人好恶，有着大学者的博大胸怀。

章太炎语录：我是有神经病，而且听见说我疯癫，说我有神经病的话，倒反格外高兴。……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现面前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好了，这才要不得呢！……譬如思想是个货物，神经病是个汽船，没有思想，空空洞洞的神经病，必无实济；没有神经病，这思想可能自动的么？

--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词》，1906)

近日办事的方法，第一要在感情，要成就这感情，有两件事最要紧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章太炎(《演说录》，载于《民报》第六号，1906)

居今而言读经，鲜不遭浅人之侮，然余敢正告国人日：“于今读经。有千利无一弊也。”

--章太炎(《论读经有利而无弊》，1935)

来源：1936年--狂傲学者章太炎，曾辉编著.最后的声音：民国名人的遗嘱.团结出版社，2009.1.

陈寅恪

雷海宗

【人物简介】

雷海宗，字伯伦，一九○二年出生，河北永清县人；一九二七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执教于南京中央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担任教授、系主任等职；一九五二年全国院系调整，雷海宗调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一九六二年十二月病逝；雷海宗先生硕学高德，学贯古今中外，其学术研究自成体系，博大精深，曾发表《殷周年代考》、《历史的形态与例证》、《古今华北的气候与农事》等重要论文，代表性著作为《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最近整理出版的著作有《西洋文化史纲要》和《伯伦史学集》。

对教育制度批判和关切

雷海宗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撰文批判中国现代大学教育宗旨和制度建设的漏洞，此篇文章引发了极大的震动，时人和后人均以“轰动一时”、“掀起轩然大波”形容之，可见其观点鲜明，眼光独到，批评犀利，切中要害，文中有言：

今日学术界所忘记的，就是一个人除作专家外，也要作“人”，并且必须作“人”。一个十足的人，在一般生活上讲，是“全人”，由学术的立场讲，是“通人”。我们时常见到喜欢说话的专家，会发出非常幼稚的议论。这就是因为他们只是专家，而不是通人，一离本门，立刻就要迷路。他们对于所专的科目在全部学术中所占的地位完全不知，所以除所专的范围外，若一发言，不是幼稚，就是隔膜。

--本文最初发表于1940年2月4日《大公报》重庆版

雷海宗：文化的蒙难者

中国知识分子和自己的祖国一样，在20世纪里既感受到欢乐也蒙受了不少苦难。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在知识分子的苦难中有它独特的地位，蒙难者人数之多(据说有五十多万人)，遭受的精神与肉体的折磨之大，都是空前的。我国著名的史学家雷海宗先生蒙难的经历折射出了那个时代的历史悲剧，牵动着后代学人根根痛楚的神经。事隔四十五年，世事已大变，不少当事人已经作古。今将这段鲜为人知的经历娓娓道来，意在警醒后世，激励学人。

1962--雷海宗之死

一九五七年夏天，雷海宗的批斗会会场气氛严肃，情绪激昂，口号声震天，真有刺刀见红的感觉“，最后是被批判者的自我批判，因离得太远，看不清人的模样，只听他说：‘我叫雷海宗，反苏反共二十多年……”

事情从1962年春天开始，雷海宗经常拖着疲病之躯往来于自家寓所、病院与南开大学主楼之间，为历史系高年级学生讲授“外国史学史”，那时的雷先生“严重贫血，全身浮肿，步履维艰。。尽管如此，但能够重返讲台，能将”有限的余生和满腹学识献给人民“，对于自1957年”反右派“运动以来被剥夺了教学与研究权利的雷海宗而言，已是莫大的欣慰，精神日渐饱满，较以前有听振奋。可是，此时的他毕竟重病缠身，精神虽健，亦有竟时，人终究不能只靠精神支撑。早年留给学生们深刻印象的那个博闻强记，”讲课安详、生动、流畅“，”手持粉笔，常常连卡片也不带，年代记得特别清楚，随讲随把公元纪念、人名、书名等写在黑板上。的挥洒自如的雷先生，现在却不得不依靠拐杖、三轮车两样工具，每当上课的时候，“一步一步地挪动着双腿，吃力地坐到讲台后的一把椅子上。

1962年间的雷海宗，这个被病痛折磨得神形颓萎的”小老头“，最终将他那痛楚满身的形象深深地留在了学生们的记忆深处。雷海宗，一个曾经名动士林的史学名家，自20世纪30年代便在学界崭露头角。在抗日战争时期，以”战国策“学派主将闻名的雷海宗更是以其独特的形态历史观、文化史观及对中西历史的深邃理解而声震史林。如此成就的雷海宗，晚年生活却不甚如意。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在华北区的清华大学被改为多科性的高等工业学校，原来实力较强的清华文科遭到裁并。是年，雷海宗被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说起来，令南开入略有些气短的是，虽然雷先生终老于南开，但是先生的学术成就及其辉煌却着着实实地写在清华和西南联大的历史上了。

对于那些被错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来讲，一九五七年是个”六月飞雪“之年。在那些以言落难的学人中，以性格而论，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性格太冲、太硬，每每显得头角峥嵘，刚健有余而圆融不足；再就是性格偏于温和，谦和有度，遇事则忍，多少带有些”懦弱“味道。雷海宗不是一个棱角分明之人，他性情平和、谦恭，任劳任怨，不自私亦不自大，为人处世恰到好处，当属后者。在妻子眼中，他”品德高尚，好学，虚怀若谷，遇事皆先人后己，热情帮助他人“；在学生的眼中，他是”真正兼具基督教和儒家品德的学人。他律己极严，终身践履先人后己的原则“。即便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鸣大放中，雷海宗也没有对当道有过一句过激的怨言，更无尖刻的批评。不过对资产阶级史学的清算，是早晚的事。

一九五七年夏天，被划定为”右派分子“的雷海宗遭到精神上的巨大打击，一夜之间，促膝而谈的旧友皆割席退避，形同路人；师友、弟子也大都冷面相对，甚至变得面目狰狞。夫人张景葬多年后还清晰记得：“天津市内开反右大会，会上海宗被划为右派分子，会后他回家进门时弯着腰，十分沉痛地对我说’对不起你‘。这突如其来的恶讯，对他打击太大了。次日他忽然便血两马桶之多，他躺倒了，从此无人敢进我们家门。当时，我能向谁求援，又有何人敢来帮助我们。”此种痛苦是其他人所难以感受到的。雷氏夫妇二人“终日默默相对，食不甘味，寝不安眠”，完全陷入向隅的孤寂和痛苦之中。雷海宗曾说，“中国知识分子一言不发的本领在全世界的历史上，可以考第一名”，而在这样一个氖围中，想必他更是感触良深。

雷氏的生命虽然终结于一九六二年的十二月二十五日，但是他的学术生命实际上在一九五七年夏便终结了。被中止教学和研究，这一点恐怕最让雷海宗伤心，郁结于胸中的苦闷无处排遣，必然久积成疾，导致’最终的抑郁而终。然而，比起那些被发送去劳改，甚至囚禁的“右派分子”来说，雷海宗还算幸运，他毕竟只是受到降职降薪的处罚。与雷氏同样命运的还有他当年的“战国策派”老友林同济，“受到公开批判和羞辱之后，大多数的亲戚朋友也都躲着他。他受到降级处分，而且不能再教莎士比亚，在这种处境下，莎士比亚可是他惟一的精神安慰”(《“我家才子，一生命苦。可叹！”--与同济一起的日子》，林同奇著)。就在雷先生去世的一九六二年，林先生孤身一人搬进上海市区内的一套公寓，“蜷缩一角，苟延残喘”。两位“战国策派”学人的晚年遭际竟是如此的相似。

不过，多少让人感到安慰的是，在雷氏被难之前，曾有杨治玖先生为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发展停滞”一说仗义执言在他遭难之际也有人拒绝落井下石，以一句“雷海宗是我最好的老师”直迕当遭在病中除妻子在侧陪护外，尚有弟子王敦书陪侍左右，并最终由敦书先生陪送雷先生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这些都还能让人感到人世间的暖意。二零零二年，在雷海宗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南开大学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召开研讨会并编辑书册，充分肯定了雷氏一生的学术成就，褒扬了他爱国敬业的事迹。然而对先生为学为人的最准确评价，还属潘光旦先生一九五。年赠给雷海宗夫妇的一句诗，那就是“不争两字见平生，全部工夫铸史成”。这是雷先生一生真实的写照。其实，现在的纪念者大都也是当年历史的亲历者，读起他们的回忆文章，还是感觉有些史事较为晦涩，不提也罢。

何炳棣

何炳棣：忆雷先生大过人的“容忍”

据我一生的观察，雷先生是真正兼具基督教和儒家品．德的学人。他律己极严，终身践履先人后己的原则。他对人的感情和关切从不轻易外露。我对雷师母回忆中所述雷师高尚品德有亲切的体会。例如1941初冬，我留学初试失败后数月，迟迟始获悉父亲已在天津去世。有一天雷师在联大围墙外非常平静地对我说：“千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从公从私的立场我觉得不能不向你一问，你是否愿意去旁的学校做讲师或副教授？不幸的是联大教西洋史的教授相当多，你虽有教西洋通史的能力，因未曾留学，轮不上你教。如果旁处有机会教西洋史，你是否考虑？”我的回答很坚定，我不在乎名义和待遇，昆明究竟师友相处融洽，学术空气和图书设备还是比较好，我无意他就。雷师这才说出心里的话：“你这样决定，我很高兴，不过因为职责所在我不得不向你一问。”三个月后因家务回金华，我在浙赣路上遇见九级历史系王文杰学长回福建奔妻丧，他告我路费的极大部分都是雷先生私人供给他的。

雷先生最使我敬仰的是他大过人的“容忍”，而这种容忍是深植于一己学术和道义方面的自信。早在1937年春全系师生茶会后的晚间，同屋黄明信告我他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茶会中明明听见陈寅恪先生相当高声地和一位同学说，何以目前居然有人会开中国通史这门课；那时雷先生不过几步之外决不会听不见这种讽刺的。同时清华历史及哲学系合聘的张荫麟备受陈寅恪师的赞扬，已着手为教育部写撰《中国史纲》第一辑。清华校园之内，新秀吴哈对雷之通史已有讽议。今夏通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三》之《教学·科研卷》，发现自1938～1939年钱穆的中国通史列为甲组，雷师的通史列为乙组；自1939～1940年，吴晗授甲组中国通史，雷师的通史列为乙组；1942～1943年，吴晗、孙毓棠、雷海宗分别讲授甲、乙、丙三组中国通史。当时的理由是甲组较详于史实与制度，最适合人文社科学生的需要；乙组史实及制度稍为简略，宏观视野及分析综合比较适合理工及不以历史为专业学人的需要。

来源：选自何炳棣《雷海宗的时代》

关于雷海宗临终前背着“右派”的包袱在南开大学坚持讲课的情景，《光明日报·史学周刊》总编、史学家肖黎先生有发自肺腑、感人至深的回忆：

记声如洪钟的雷海宗先生

最近，阅读《世界散文随笔精品文库》(法国卷)时，介绍了都德及其名著《最后——课》；这篇小说强烈而深沉的爱国之情，跨越了时空和国度，曾经深深打动过我。此刻，我伏案沉思，却想到了自己聆听过的一位先生的最后一课。彼景此心，不由得又想起了这位法兰西文学大师。为了有所区别，将自己这篇小文的标题定为《最后的一课》。

1958年人大学不久，学校为了对我们新生进行阶级教育，让我们旁听了一次批判大会。会上，有教师和高年级的同学做批判发言。因发言者南腔北调，再加上声嘶力竭，电听不清讲些什么。然而，会场那严肃的气氛，情绪的激昂，震天的口号声，真有刺刀见红的感觉，我头一次见这阵势，心里还真有些紧张、害怕。最后是被批判者做自我批判，因离得太远，看不清人的模样，只听他说：我叫雷海宗，反苏反共二十多年……

听声音不像是做检查：他的声音洪亮，如雷贯耳，字正腔圆，抑扬顿挫，很有韵味。在我看来，做检查的人，声音应低沉、缓慢，音量要小，才能给人以沉痛感、负罪感，显得有诚意，以博得人们的同情和谅解。我从小喜欢唱歌，对美的声音特别钟爱。因此，他那男中音的美声和他那奇特的开场白，叫我记住了他的名字——雷海宗。

雷海宗，何许人也？不清楚。只知道他是个大右派。后来才知道，他是我国著名的世界史权威之一，二级教授。仅此而已。

1962年初，系里通知，雷海宗要给我们上外国史学史课。距离那次批判会已经三年多了，似乎没有人再提起过他。一个右派分子怎么又上讲台了？我们感到惊异。

听说雷先生(当时是不能称先生的)一直住院，腿脚不便，又是两个年级上大课，所以亡课地点改在主楼一楼东头的大阶梯教室。上课那天，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早早地选了个好位置，想看看他怎么讲课，也想听听他的声音是否还那么美？

上课铃响后，只见一位小老头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地挪动着双腿，吃力地坐到讲台后的一把椅子上。看着他那痛苦的样子，我不觉生出几分侧隐之心。在那一瞬间，阶级斗争的观念就像是断了线的风筝，无影无踪。此刻，教室里异常安静。

突然，洪钟般的声音响起，只见他腰板直了，精神也振作起来厂，与他刚进教室时简直判若两人。三十七年过去了，讲课的具体内容早巳忘却，只依稀记得他讲的是印度的寡妇殉葬+小他上课什么也不带，却对历史事件、人物、地名、年代都十分熟悉，脱口而出。他的外文极好，一会儿是希腊文，一会儿又讲一个词语如何从希腊文演变为拉丁文、英文的，斯拉大语系有什么特点，侃侃而谈。有时，他还很幽默。一次讲课中，他说：你们不少人大概还是“高级文盲，。当时听之一愣。然后他解释说，中国文字正在改革，你们虽然是大学生，但不会用拉丁字母的汉语拼音，这不就成了“高级文盲”了吗？当时我们的确不会新的汉语拼音，大家都会心地笑了近日看到一篇回忆西南联大名家的文章，说当年有一本杂志把雷海宗先生的姓名编丁个顺口溜：声音洪亮如雷，学识渊博如海，体系自成一宗，此言不虚。

他讲课很有意思。助手替他在黑板上写字，有中文、英文，也有希腊文，他端坐在椅子上。每当助手写完后，他头也不回，把拐杖往后一甩，有时打在黑板上，然后大声地念着，像朗诵一样，那浑厚的男中音依然那么好听。看得出来，他很兴奋，甚至有些忘乎所以。

他讲课口若悬河，很有风度，知识面之宽，文字学之精，着实令人叹服-我真想深情地喊一句“先生！”以表达我的敬意。我敢说，大多数同学都有与我同样的心愿、然而，我们都依然保持着沉默。

每次课后，大概兴奋期已过，雷先生显得非常疲劳。在助手的搀扶下，他拄着拐杖艰难地、默默地走出教室。教室里十分安静、冷漠，既无喝彩声，也无掌声，只有拐杖声不断地敲打着我们的心灵。

在“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年代里，对病人膏盲的雷先生也是不会放过的。每次先生讲完课后，都要组织一场“消毒”课。一些“左派”挖空心思地找出种种“毒素”，以显示他们洞察一切的本领。我想，雷先生如果知道，他为了“将自己的学识献给人民”而抱病上讲台，却被一些人视为“贩毒”者，他岂不要挥舞拐杖，质问苍天：“公理安在？”

最难忘的是雷先生的最后一课。他大概也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这是他人生巾的最后一课，犹如回光返照，他一直处于亢奋之中，情绪十分激昂，声音更加洪亮。

课间休息时，同学们还是窃窃私语，不敢和他接近。他仍然一个人孤独地坐在那里、我鬼使神差地走过去，就是想和他说几句话。我读过楚图南先生翻译的《希腊和罗马的神话》(书名不一定准确)，不知为什么，同一个神在希腊和罗马的名字却不一样，如爱神，希腊叫阿弗洛狄忒，而罗马却叫维纳斯。我以此为由求教于雷先生。他看看我，慢条斯理地说：“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很复杂，一时难以讲清楚，需要开专门课。”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我压低声音说：“雷先生，您多保重！”先生用异样的眼光注视着我，他点点头，什么也没有说。

最后一堂课结束了，依然没有例行的致意和掌声。雷先生孤独地拄着拐杖走了。在这112雷海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难以言表的时刻，同学们都走到窗前，目送着他登上回医院的车渐渐地离去。

不久，带着遗憾，载着满腹经纶的雷海宗先牛告别了人世。死后第二天，《天津日报》登了一则几行字的消息，我们才知道雷先生已经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没有“带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上帝”。

人去楼空。回荡在阶梯大教室的洪钟般的男中音的美声，至今响在耳边。雷先生执鞭生涯最后一课是那样撼人心灵，不仅是那悦耳的金属般的男中音，还有许多……

这许多是什么呢？我想借用一位我国文学大师的话：“许多人苦于有话说不出，另有许多人苦于有话无处说；他们的苦还在话中，我这无话可说的苦却在话外。”不知以为然否？

(本文作者肖黎，《光明日报》编审)

来源：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编《雷海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雷海宗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中华书局，2005年03月第1版.

资中筠

资中筠：你们不配懂雷先生

我因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又见到他的名字。1992年，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因研究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的关系，曾到洛氏基金会档案馆查档案。忽然发现几份饶有兴趣的文件：1943年至1944年间，中国抗战最艰苦的岁月，时任美国驻华使馆文化官员的著名中国通费正清与清华大学美国教授温德联名给洛克菲勒基金会写信，大意渭，中国最著名的一些人文社会科学教授现在生活陷于极端困境，连温饱和健康都难以保证(其中提到闻一多罹肺病等等)，为抢救这批对中国的复兴极为宝贵的知识精英，建议洛氏基金会有选择地分批资助一些教授赴美讲学，既可以对他们改善生活不无小补，又可以加强美国的中国学。由于中国知识分子自尊心极强，直接由基金会出面，他们可能不肯接受，因此建议由美国国务院出面与中国政府谈，作为两国文化交流项目，中美双方共同协商决定名单，再由洛氏基金会拨款给美国有兴趣的大学，由他们出面聘请对等学科的教授。这一方案果然付诸实施，名单分A、B两批，A是被认为不但著名而且最有创造力的学者，雷海宗在这一名单上。其他有闻一多、费孝通、冯友兰、梁思成、罗常培等十几位教授。多数都应邀成行，利用这一机会，在学术上成绩斐然。例如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英文原著)就是在此期间完成的，冯友兰也是在这一年开始与卜德教授合作翻译他的《中国哲学史》。雷先生却婉拒不就，理由是现在正是学校最困难时期，西南联大需要他，他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梅贻琦校长曾亲自动员他接受邀请，但是他留意已决，终于没有去。这一情节见于基金会在华工作人员向总会汇报工作的信中，完全事务性一笔带过，未加任何评论。而这几句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引起我很大的心灵震撼。特别是80年代开放以后正是出国潮高涨时，我当时主持的研究所得到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每年派送几名学者到美国或进修，或做研究一至两年，以便回国加强本所的学科建设。这是单位与基金会之间的协议，属于公派，相关人员有义务回本所用其所学。但是被派出去的青年人如约回国者寥寥无几，大多一去不回头。无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信是东风唤不回”。有人为争取出去的机会，信誓旦旦表示“以人格担保”一定回来，却照样如泥牛人海，不久就断了音讯。当然这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现象，人才外流也不是一个单位的事，不必深责个人。只是在这一背景下见到这份材料，我强烈感到了今昔对比，对本来不太熟悉的雷先生更加肃然起敬。在档案馆里掩卷沉思，想到他的人格和强加于他的种种罪名之间的反差，又联想到整个一代知识精英的学识、风骨和以后类似的遭遇。外人懂得为中国复兴而珍惜国之瑰宝，中国人自己呢？现在终于在雷先生百年祭之际，他的门墙桃李为恩师整理出版著作，撰文彰显他的道德文章，是大好事，对后学青年应教益匪浅。用俗话说，可以告慰于泉下。但是事实上，在泉下是无知的。而且那原本可以继续发扬其学与识，为民族乃至世界文化作出贡献的年月已经永远流逝了，又岂独雷先生为然？嗟乎，余欲无言！

(本文作者资中筠，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研究员)

来源：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编.雷海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雷海宗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中华书局，2005年03月第1版.

胡适与夫人江冬秀

从1949年4月到1958年的4月，胡适寄寓美国纽约；1958年就任台湾的中央研究院院长以后，他便定居在台北的南港，直到逝世。

一、“自由主义”的落日余晖

1、回台湾：为自由

自1949年创刊以来，《自由中国》几乎是整个1950年代在台面上唯一可以听到的异议声响。1956年11月《自由中国》出版的“祝寿专号”对蒋介石颇多批评性的意见（包括胡适的文章在内），又有关于反对党的主张，因此不但引起官方刊物长时期的“围剿”和“恫吓”，而且还遭到许多方面的实际干扰。“《自由中国》没有自由”立时成为海内外的话题。胡适在7月间给赵元任的私函中把心中的积愤尽情地倾吐了出来。他说：

这大半年来的所谓“围剿《自由中国》半月刊”的事件，其实受围剿的一个人就是我。所以我当初决定要回去，实在是为此。（至少这是我不能不回去的一个理由。）

我的看法是，我有一个责任，可能留在国内比留在国外更重要--可能留在国内或者可以使人“take me more seriously”。

我underscored the word “more”，因为那边有些人实在怕我说的话，实在have take me seriously，甚至于我在1952--1953(年)说的话，他们至今还记在账上，没有忘记。

这时台湾的中央研究院院长的事还没有发生，他决意回台湾，除了前面所说的研究和著作的关系以外，争取言论自由显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摘自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

2、为雷震求情，力争言论自由--对蒋介石“雅量”的期许

根据中华民国三十五年（1946）所指定和通过的宪法第四十七条，总统任期六年，“连选得连任一次”。蒋介石第二任总统到1960年3月期满，依法已不再做总统候选人。当时蒋一方面表示不主张修改宪法，另一方面则明摆出将继续任总统的姿态。胡适在公开场合所表示的态度十分明朗，即“坚决反对总统三度连任”和“坚决反对修宪”。后来雷震被捕，胡适在纽约住所接受台湾《公论报》女记者李曼若的采访，名为《胡适博士谈雷案》，将部分段落摘抄在这里：

在对《自由中国》半月刊的创办一点上说，他认为雷先生为争取言论自由而付出的牺牲精神，实在可佩可嘉，对得住自己、朋友，也对得住“国家”。胡先生说：“雷先生是一个反共‘爱国’的分子，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为了维持《自由中国》半月刊的精神，他不但呕尽心血，还曾不惜当卖过私人的财务，目的不过是要争得言论自由。

胡适1960年10月22日从美国回台湾，11月18日去见蒋介石，H记说：

我忍不住说：我本来对岳军先生说过，我见总统，不谈雷震。但现在谈判国际形势，我不能不指出这三个月来政府在这件事上的措施实在在国外发生了很不好的反响。（中略）

总统说，我对雷震能十分容忍。如果他的背后没有匪谍，我决不会办他。我们的政府是一个反共救国的政府，雷震背后有匪谍，政府不能不办他。我晓得这案子会在国外发生不利的反响，但一个国家自有他的自由，有他的自主权，我们不能不照法律办。（中略）

我说，关于雷震和匪谍的关系，是法庭的问题。我所以很早就盼望此案能移交司法审判，就是为了全世界无人肯信军法审判的结果。这个案子的量刑，十四年加十二年，加五年，总共三十一年徒刑，是一件很重大的案子。军法审判的日子（十月三日）是十月一日才宣告的，被告律师只有一天班的时间可以查卷，可以调查事实材料。十月三日开庭，这样重大的案子，只开了八个半钟头的庭，就宣告终结了，就定期八日宣判了！这是什么审判？我在国外，实在见不得人，实在抬不起头来，所以八日宣判，九日国外见报，十日是双十节，我不敢到任何酒会去，我躲到Princeton去过双十节，因为我抬不起头来见人。

胡适这段话等于当面揭穿军事审判根本是假的，是事先早就决定了的，也等于直说蒋这样是给国家丢脸，害得他在国外无面目见人。

《胡适日记》中有这么一段话：“我说，我回到台北的第二天，所谓”反对党“的发言人--李万居、高玉树、郭雨新、王地、黄玉娇--来看我……我要劝告他们两点：（一）在时间上要暂缓他们成立新党的时期，他们应该看看雷震案的发展，应该看看世界形势，如美国大选一类的事件，不可急于要组党。（二）我要劝他（们）根本改变态度，第一，要采取和平态度，不可对政府党采取敌对的态度。你们要推翻政府党，政府党当然打到你了。第二，切不可使你的党变成台湾人的党，必须要和民、青两党合作，和无党派的大陆同胞合作。第三，最好是能够争取政府的谅解--同情的谅解。--以上是我对副总统说我预备那晚上对他们几位说的话。同时我还表示一个希望。十年前总统曾对我说，如果我组织一个政党，他不反对，并且可以支持我。总统大概知道我不会组党的，但他的雅量，我至今不忘记。我今天盼望的是：总统和国民党的其他领袖能不能把那十年对我的雅量分一点来对待今日要组织一个新党的人。”

他对想组织反对党者的实际建议和劝告，他对蒋的“雅量”的期许，今天看来，都不免太过于一厢情愿，他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但是，正是在这种地方，他那带有中国情味的自由主义也展现了一缕值得回味的“落日余晖”。(摘自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

《自由中国》事件对胡适的刺痛很大，他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他无法督促蒋介石集团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自由中国》在岛上督促了11年，他与同仁也向蒋介石进了不少言，仍不见台湾社会有丝毫的变化，反使《自由中国》被迫停刊，雷震坐牢。这样的结局，是他们监督、督促蒋介石集团，建立自由民主社会的愿望彻底落空。(摘自汪幸福《胡适与<自由中国>》)

二、挽救“仅余之事业”于不坠，努力维护学术独立

1958年4月10日上午，中研院在南港的中研院考古馆楼上为胡适举行了简短、质朴的院长就职典礼。会议由李济代院长主持，胡适致辞说“：我很感谢李先生把今天就职典礼的仪式简单化，更感谢政府允许我不须经过正式的就职典礼，只作几分钟的讲话，代表了我正式接受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职务。”胡的致辞也简洁明了。既然荣受了院长职，就应该担负起责任，他说了平实的心里话“：我已经过了退休年龄一年有半，应该退休，享我退休的权利，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著书、写文章。但在这个时候，国家艰难而时代已进入原子能科学时代，国家需要科学，国家需要学术基础，而我们应为国家努力建立学术科学研究的基础，何况我对中央研究院年来都有密切的关系。希望各研究所所长、各位研究员同人同我一致向这个目标前进。”胡适识大体、顾大局的心胸，情意真切的话语，赢得了普遍的共鸣。

胡适为什么改变初衷出掌中央研究院院长，原因在于他如果坚辞不就，院长的职位最后很可能落在张其昀的身上，其结果就是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必将全面落入国民党的笼罩之下。他在1958年1月4日给李济的信也说：

十二月初……我已和月涵校长谈过两次，知道了十一月三日选举的详情，月涵说：“你若不干，济之，润章也不会干，结果是评议会得重开选举会。”我仔细想过，才……请总统任命老兄为代院长，使我可以安心养病，早日痊愈回国就任。这个fomula也是因为要救这个（老兄十一月五日函中所谓）“蔡孑民、丁在君、傅孟真仅余之事业”，想能得老兄的谅解。

台湾的中央研究院自始便是自由主义派学人的唯一学术事业，向来不受“党天下”的干扰。怎样挽救这个“仅余之事业”于不坠，使自由学统在这唯一可以托庇之所延续下去，胡适当然有无可推卸的责任，这是他不得不回台湾的一个更重要的理由。（摘自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

就职典礼毕，紧接着举行第三次院士会议开幕式。胡适致辞说：“谈到我们的任务，我们不要相信总统十分好意夸奖我个人的那些话，我们的任务，还不只是讲公德私德，所谓忠信孝悌、礼义廉耻，这不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伦理学说，都是人类共同有的。总统对我个人有偏私，对于自己的文化亦有偏心，所以在他领导反共复国的任务立场上，他说话的分量不免过重了一点。我们要体谅他，这是他的热情所使然。我个人认为，我们学术界和中央研究院挑起反共复国的任务，我们做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学术。”胡适申诉：“我的话并不是驳总统，总统对我个人颇有偏私，说的话，我实在不敢当。我觉得我们的任务，还是应该走学术的路。”胡适希望把中研院创办成第一流的研究机构，而不是粘附于国民党躯干的皮毛，胡适生为学术，死也为学术！10月11日至12日，胡适在美国的纽约召集了海外院士会议，萧公权、陈省身、汪敬熙、吴宪、吴大猷、杨振宁、蒋廷黻、吴健雄、李政道、李书华等16人与会。在此间的一次演讲中，胡适提出争取学术独立发展的主张，呼吁以全台湾的社会力量，建立起独立的学术环境，充实大学的研究所，挽楚才晋用、人才出超危机，强调“学术是国家无形的财富，也是无尽的财富”，看到科学人才的匮乏，他痛惜，他痛心疾首地说：“目前旅居美国的中国学人中，30岁到50岁这一阶段的1000有1500到人，他们多已在其所学的一行获得相当高的成就，不能回来，不肯回来，事实上，他们也离不开自己的工作。一旦离开，哪怕半年一年，所学便要落伍？？从20岁到30岁这些年轻的学者，在美国的学术和研究机构中，也有很好的成就，而且有的却愿回大陆而不来台湾。”胡适多么希望台湾能够创造良好的学术环境，吸引国外的优秀人才为其服务。（摘自杨沐喜《胡适的海外生涯》）

三、胡适与对胡适的“围剿”

胡适因深深卷入雷震案而激起千层浪，一篇简单的演说又招致狂风暴雨般的“围剿”。1961年11月6日，应美国国际开发总署之邀，在“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开幕式上，胡适作了题为《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他说：

我相信，为了给科学的发展铺路，为了准备接受、欢迎近代的科学和技术的文明，我们东方人也许必须经过某种智识上的变化或革命。这种智识上的革命有两方面。在消极方面，我们应当丢掉一个深深的生了根的偏见，那就是以为西方的物质的、唯物的文明虽然无疑地占了先，我们东方人还可以凭我们的优越的精神文明而自傲。我们也许必须丢掉这种没理由的自傲，必须学会承认东方文明中所含的精神成分实在太少。在积极方面，我们应当学习了解、赏识科学和技术决不只是唯物的，乃是高度理想主义的，乃是高度精神的；科学和技术确然代表我们东方文明中不幸不够发达的一种真正的理想主义，真正的“精神”。

接着他对东方文明在精神上的贫乏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我们东方这些老文明中没有多少精神成分。一个文明容忍妇女缠足那样惨无人道的习惯到了一千多年之久，而差不多没有一声抗议，还有什么精神文明可说？一个文明容忍“种姓制度”到几千年之久，还有多大精神可说？一个文明把人生看作苦痛而值得过的，把贫穷和行乞看作美德，把疾病看作天祸，又有什么精神价值可说？？？现在正是我们东方人应当开始承认那些老文明中很少精神价值或完全没有精神价值的时候了。

胡适一连串的反问，否定了东方文明的精神价值，胡适认为，

“我们东方人必须明白承认西方科学和技术的新文明，乃是人类真正的伟大的精神的成就，是我们必须学习，去爱好，去尊敬的。因为近代科学是人身上最有精神意味而且的确最神圣的因素的累积成就，那个因素就是人的创造的智慧？？我以为我们东方的人，站在科学与技术的新文明的门口，最好有一点这样智识上的准备，才可以适当地接受、赏识这个文明。”

胡适最后总结说，不对东西方文明重新作出冷静客观的估量，东方人就不可能真诚而热烈地接受近代科学。没有一点这样透彻的重新估量、重新评价，没有这样一点知识上的信念，我们只能够勉强接受科学和技术，把它当作一种免不了的障碍，一种少不了的坏东西，至多也不过是一种只有功利用处而没有内在价值的东西。如此，则科学在我们中间不会深深地生根。胡适关于东西文明的演说，结果引来四面八方的讨伐。1962年1月5日，针对胡适11月6日的讲演，原台湾东海大学、后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徐复观在香港《民主评论》12卷24期发表《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的文章，以尖刻的文字指斥胡适：

……今天在报上看到胡博士在东亚科教会的演说，他以一切下流的辞句，来诬蔑中国文化，诬蔑东方文化，我应当向中国人，向东方人宣布出来，胡博士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是中国人的耻辱，是东方人的耻辱。我之所以如此说，并不是因为他不懂文学，不懂史学，不懂哲学，不懂中国的，更不懂西方的；不懂过去的，更不懂现代的。而是因为他过了70之年，感到对人类任何学问都沾不到边，于是由过分的自卑心理，发而为狂悖的言论，想用诬蔑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方法，以掩饰自己的无知，向西方人卖俏，用来得点残羹冷汁，来维持早经摔到厕所里去了的招牌，这未免太脸厚心黑了。

刻薄在后，阿谀在前。1958年4月22日，徐复观致信胡适说

适之先生道席：

此次得瞻风采，不减当年，真国家之福！谨奉上拙文录一册，内《政治与学术之间》，或者稍补民生理论在此方面之间隙。至《儒家在修己与治人上的区别及其意义》一文，及疏导汉宋之争，并作上文之具体补充，敬乞教正。此外则不值得寓目也。五四运动之伟大历史贡献，将永垂不朽。然40年之岁月，不仅先生个人之学养，与日俱深；即国人对世界文化之感染，亦未尝无若干进步。先生在学术上所以领导群伦者，不仅为个人在学术上之成就，而尤为知识分子精神上之象征。凡偶有文化之争，先生不必居于两造者之一方，而实为两造所共同期待之评判者。“五四”时代之文化斗士，必须化为今日流亡时代之文化褓母。区区之忱，想可蒙先生谅察也。东大吴代校长欢迎先生莅校小住，并承先生允偕同毛子水先生莅临，全校师生，无不欢欣鼓舞。仍乞由陈秘书早示行期为幸。

敬请

道安

后学徐复观敬上

四月廿二日

钱穆

【逝者简介】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江苏无锡人，吴越国太祖武肃王钱缪之后。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也曾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新亚书院。1966年，钱穆移居台湾台北市，在“中国文化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任职，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1990年8月30日在台北逝世。1992年归葬苏州太湖之滨。

钱穆：故国文化的“招魂者”

钱穆是中国文化传统当之无愧的监护人，他亦是将传统文化带出樊篱的引路人。钱穆在学术上享有与胡适并称“北胡南钱”的地位，在人格上捍卫其所信仰的士大夫精神。在他96载的生命里，一向坚持传统的钱穆以冥顽不灵的守旧姿态屡屡成为反对者大肆批判的目标，以至于在政治动荡的年代遭受无情践踏。钱穆在晚年多次强调，国民必须认识自己国家的历史，否则不是合格的国民。这或许正是这位故国文化的“招魂者”最具浪漫主义色彩的宣言。

晚年彻悟，天人合一

先生晚年目盲，展纸落笔，亦仅偶有叠字。赖夫人查阅旧籍，引述成语。稿成后，请夫人诵读，口授订正。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晚学盲言》就是这样诞生的。夫人对先生悉心照料，体贴入微。伉俪情浓，老而弥笃。先生晚年的最后一篇文章，是临终前三月口授，由夫人记录整理而成的，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的最终信念。他对儒家“天人合一”这一最高命题“专一玩味”并因自己最终“彻悟”而感到“快慰”。这是他的晚年定论和临终遗言。他生前多次指出：“‘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信仰，文化与自然合一则是中国文化的终极理想。”

钱穆遗愿：如果人不能回去（指大陆），也要葬回去

1990年8月30日上午9点15分，在“亚伯”台风的漫天风雨中，钱穆在台北杭州南路寓所里无疾而终，平静、安详地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後一刻。一代大师谢世，隐入历史，享年96岁。

“父死而子不能送终”，对于以慎终追远为文化传统的中国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场人间悲剧。1949年，钱穆只身离开大陆，寄居港台，从此对故土的无尽思念就不断萦绕着他的後半生。1981年，钱穆与长侄钱伟长在香港相见，侄子劝他回家乡看看。钱穆也曾在生前立下誓言，如果活着时不能回去，死後也要归葬故里。所以钱穆的灵骨一直安放在台北永明寺里，时刻等待着魂归故里的那一天。

钱穆要归葬故里的遗愿，经过新闻媒体的传播，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落叶要归根，大地敞开了胸怀。钱穆祖籍无锡，又曾在太湖之滨的江南大学任教；钱穆在苏州生活了多年，他的名着《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史记地名考》皆在苏州古城写成。所以，苏州、无锡两地都盼望这位学术大师的魂兮归来。

由於海天相隔，钱穆在大陆的子女在父亲身边的日子不多，一直以未能尽到孝道为憾。为了实现父亲生前的遗愿，他们决定帮助在台湾的继母在太湖之滨寻找一块墓地，作为父亲最後的归宿之地。

1992年1月7日，钱夫人在钱穆居台时期的学生辛意云、钱穆生前的秘书邵世光的陪同下护送丈夫的灵骨，由台北经香港飞上海，直达苏州。次日，在灵岩山寺做了一天安魂法会，当晚灵骨到西山入室。9日上午11时，葬礼正式开始。墓中的随葬品是一包书，有《先秦诸子系年》、《国史大纲》、《论语新解》、《新亚遗铎》等。钱穆一生以读书、教书、着书为正业，他写的这些书，陪伴着他，一同长眠于地下。

钱穆一生为学朴质，是笃实型学者的典型，而他墓碑的质朴也如同他的笃实为学一样显得那麽朴实无华，简洁方正的墓碑正中仅刻有“无锡七房桥钱穆先生之墓”11个大字。钱穆的墓地很是简单，几级台阶，一圈围栏，前置条案，旁种松柏，如是而已。行人走过只会匆匆看上一眼，谁又会想到墓中的这位老人曾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留下了如此辉煌的篇章呢。

钱穆的墓地背山临湖，面向东南，从山中放眼远眺，太湖之水静静地从山脚涌过，泛起微波，湖光山色，相映成趣。钱穆临终前对中国文化的精髓“天人合一观”有了全新的体悟，此时的他静卧在湖天之间，眼观群山，耳听水声，和他最後所悟的中国文化的天人关系真正相拥为一了。伫立在大师的墓前，人们的脑中也许会情不自禁的涌出这麽几句话来：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来源：中国网

钱穆夫妇

伉俪情深：婚姻暖照了晚年的孤凉

钱穆一生结过三次婚，第一位妻子是无锡後宅邹氏，1928年去世。第二位妻子叫张一贯，1929年在苏州与钱穆成婚。张一贯是一位知识女性，毕业于苏州女子师范学校，曾做过苏州北街第二中心小学校长。她为钱家生有三子二女。“抗战”时钱穆流转西南，只身一人而去；1949年南走广州、香港，亦是一人而去，不免有一点为学“弃家”之嫌。他的子女全由张一贯一手带大，她是一位很不平凡、很不容易的母亲。在大陆子女的记忆中，母亲似乎更多於父亲。

钱穆的第三位妻子是胡美琦，江西南昌人，其父胡家凤在民国时曾担任过江西省主席。胡美琦曾在厦门大学教育系读书一年，1949年来香港，在新亚书院求学，成为钱穆的学生。1950年暑期，胡家凤迁居台北，不久她也去了台湾，在台中师范学校（今台中师范学院）图书馆任职。新亚书院创办之初，经费十分困难，为了筹集办学经费，钱穆常常奔走在香港与台北之间。1952年4月16日，他应旧友朱家骅的邀请，在淡江文理学院新落成的大楼惊声堂为台北联合国中国同志学会作演讲。讲演方毕，正待听众提问，突然屋顶塌陷，水泥块直击他的头部，他头破血流，几乎丧命。此後数月，钱穆一直在台中存德巷养病，得到了当时在台中师范学校图书馆工作的胡美琦的悉心照顾，这为成就他晚年一段美满姻缘打下了伏笔。1952年秋，胡美琦进入台北师范学院教育系学习，毕业後来香港，1956年1月30日与钱穆结为夫妇。

钱穆自1949年只身来港办学，往来于港台之间，生活不稳定，自此重获家庭温暖，生活走向轨道。在港12年，在台23年间，朝夕取给，酬应外交，乃至文稿书记，皆赖夫人掌理、照顾。钱穆晚年居台多病，目力日减，特别是84岁後双目失明，犹能着述不辍，写出《晚学盲言》这样的大着作，这与夫人胡美琦的从旁襄助和悉心照顾是分不开的。钱门弟子严耕望说：“先生壮年时代，虽体魄强健，但为传统书生，不能自我料理生活。‘抗战’期间，辗转後方，无家人照顾，常致胃病大发，苦受折磨。直到香港成婚，生活始上轨道。夫人笃爱情深，加又心向学术，以为维护先生健康，即为学术尽一分神圣责任。故于先生起居饮食，精心照顾，意趣情怀，体贴入微。伉俪情浓，老而弥笃，旧新友生，同声归美。”钱门另一个弟子何泽恒也说：“大凡到过素书楼的人，无不承认钱师母对宾四师的贡献。确切地说，没有师母，便没有宾四师的晚年。”而钱穆的夫人胡美琦自己也不忘学术研究，出版了40余万字的《中国教育史》等着作。1980年5月28日，钱穆在给幼女钱辉的信中写道：“你们继母，姓胡名美琦，今年五十二岁，我们结婚已二十五年，但未有子女。她亦以教读为生，最近和我同在一大学里任课，亦有几本书出版，最具学术性的是《中国教育史》。……我此数年来，双目失明，但还能写稿，都由你继母先誊正再改定。若非她，我此两年亦不能再写此许多稿。”此信表达了他对夫人襄助之功和悉心照料的感激之情。

当然，钱穆晚年也有不顺心的事。1988年钱穆患重病，两月不能起床，不能正常进食。钱穆晚年数度轻微中风，加上年事已高，不适宜出国旅行，因此殷切期盼在清华大学教书的大女儿钱易能去台探望。在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任教的长女钱易，这时正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德福特工业大学从事研究工作。闻父病重，心急如焚。1987年底梁实秋去世，长女梁文茜不能去送别父亲的遗憾激起民愤，台湾于1988年11月公布探亲奔丧办法。办法公布时，人在荷兰阿姆斯特丹进行学术访问的钱易，当月即申请赴台，11月初获准入台探父，成为两岸分隔四十年来第一位赴台探亲的大陆人士。能和女儿在外双溪共聚天伦，让钱穆激动而欣慰。只是当年迈的钱穆听到女儿细数家乡景色的变迁，不由得黯然地说：“此生恐怕是回不去了。”

钱易在台一月，与父亲同享难得的天伦团聚。然而这次亲人团聚，也被某些人蒙上了浓重的阴影。当时台北报纸上连日刊登对钱易的猜疑、指责。钱穆曾说希望女儿赴台是趟单纯安静的旅程，然而民进党却揭发钱易赴台申请时掩饰了其具有共产党员等官方身份，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刻处理；还以钱易在国立大学教书为由，检举她参加台湾方面定义的“叛乱组织”。12月，钱易因全国人大代表身份和早年曾加入共青团事，被指参与“叛乱”团体、涉嫌“叛乱案”，台湾“最高法院检察官”孙长勳为此还发出传票，要钱易依期到庭应讯，引发轩然大波。钱穆对此大惑不解，非常生气。他感叹地说：“这些人已经完全抛弃了中国的文化传统，他们不理解为什麽我的女儿会从这麽远的地方来看望父亲，他们是不承认父女之间的亲情的。”最後，还是钱穆做出决定，让钱易在未接到传票前，提前两日乘飞机离台返回荷兰。虽然钱穆父女都说以平常心看待这些不实在的说法，但树欲静而风不止，素书楼风波连连，还有人要告钱穆“知匪不报”，连串风波让钱家不得安宁。虽然台湾“高检署”在1988年底即对各相关控告处以不起诉决定，但钱易只能黯然离开台湾，希望争议到此为止。垂垂老矣的钱穆哀伤地说：“这些人已经完全抛弃了中国文化传统，不承认父女间的亲情，更不能理解他的女儿为何会从这么远的地方来看望父亲。”

晚年不幸遭政治风波

钱穆晚年的安宁不幸被“素书楼”政治风波所殃及。1967年，钱穆决定定居台湾，拟在台北外双溪择地建一新居。蒋介石闻之，特命阳明山管理处划一地依钱夫人设计的图样建造，建成後取名为“素书楼”。素书楼原本为一坟地，归属阳明山管理局，由当时的管理局长潘其武负责监工。因为素书楼经费有限，所以院内所见的一花、一草、一木，都是钱穆和夫人慢慢地栽植起来的，才形成了今天这样花木繁茂、绿荫参天的景观，钱穆晚年居台二十多年，在此着书立说、教授讲学，颇得自乐。1980年阳明山管理局撤销後，素书楼拨归台北市政府管理。1988年5月，台北市“议员”周伯伦、“立法委员”陈水扁指责素书楼“既无租约，又不付租”，是“非法占用公产”，要求收回。1990年5月，台湾政界再起争斗，台北市“议会”的一些“议员”抨击素书楼为“非法修建”，要“限期收回”。其实素书楼是由台湾“总统府”向台北市当局借用，并由“行政院”核可，租用实属合法。接租约规定，到1991年才期满，而且注明在期满後有权利可以续约再住下去，谈何“非法占用”？钱夫人也表示：“我们并非想永久住在这栋房子里，因为钱先生对这房子已有很深厚的情感，加上最近身体状况又不好，希望能够等他心情比较平衡了，再行搬迁。”

“素书楼风波”一直是钱穆去世前几年颇为烦心的事。钱穆所烦的并非房子一事，而是“非法占用”一说。他说：“平生严守隐居之素志，今不幸被卷入此是非之中，内心不胜感慨！余今年已95岁，实无精力与人争辩是非，生平唯服膺儒家所论士大夫出处进退辞受之道。”为了避免“享受特权”的误解，1990年6月1日，钱穆毅然搬出居住了二十多年之久的素书楼。台北市当局，以“非法占用公产”之名，逼迫钱穆搬出素书楼，此事发生在自称“复兴中华文化”之地的台湾，令人感慨；对於毕生贡献于中国文化事业、中外学人无论识与不识都衷心景仰的一代大学者，在晚年竟不让他有一个安居之所，未免太不人道。着名历史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许倬云对此事评价道：“民进党的攻击及‘总统府’的冷漠，都令人寒心。这是一个对知识与智慧冷漠与轻视的时空，文化如何有重建的可能？”钱穆从中国文化大学退休以後，记忆力明显减退，身体大不如前。余英时在一篇回忆其师的文章中说：“最近十几年，我大概每年都有机会去台北一两次，多数是专程，但有时是路过。每次到台北，无论行程怎麽匆促，钱先生是我一定要去拜谒的。……但最近两三年来，我确实感到钱先生的精神一次比一次差。今年（1990年）7月初的一次，我已经不敢说他是否还认识我了。”据金耀基回忆，在钱穆从素书楼搬到市区杭州南路新居前不久，他去看他，“像往时一样，他坐在素书楼客厅同一位置，同一张红木椅上，面容消瘦，但那天精神比一年前所见似要好些，只是绝少开口了。记得他要了支烟，静静地抽着，听到我与钱夫人提到熟悉的事，他安安地点头，偶尔还绽露一丝笑容。……近两三年来，钱先生的健康明显差了，记忆力也消退了，我已再也享受不到宾老昔日谈话之乐了。”许倬云也有同样的感受，他说他每逢返台，必去素书楼向钱穆请安求教，“前年（1988年）去时，他还就孟子义利之辨，仔细譬解，去年（1989年）暑期再去，他体力不差，但已不能清楚辨认来客，灵光如思如现，不能长在”，并感叹地说道：“一位巨人正在隐入历史，一位历史学家自己将成为历史了。”

学人评价

钱宾四先生，在北大任历史讲席已越10年，学识淹博，议论宏通，极得学生欢迎。其著作亦均缜密谨严，蜚声学圃，实为今日国史界之第一人，刚敬之重之。

——顾颉刚

中国近百年来，国运与文化，都一蹶不振。然而，几千年的文化精神，终究孕育了几位为中国文化作后卫战的学术巨人，宾四先生是最后走的一位。

——许倬云

钱先生是开放型的现代学人，承认史学的多元性；但同时又择善固执，坚持自己的路向。他毕生以抉发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主要精神及其现代意义为治学的宗主，生平著述之富及所涉方面之广，近世罕见其匹。——余英时

美国耶鲁大学在授予钱穆以人文学名誉博士学位时，称赞钱穆是一个古老文化的代表者和监护人，把东方和智慧带出了樊笼。

——美国耶鲁大学校长

人与人相处的问题

梁：也就是说自然科学、工业还是要进步的，不过人对物的问题不是头一个问题了，它是退居到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人与人怎么样子彼此相安、共处，这个是未来的，未来的事情要这个样子，这个样子就是到了“中国文化”，这个就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原来是起于家庭，老话嘛就是孝悌，或者说是父慈子孝，或者说四个字，四个字是什么呢？它就是“孝悌慈和”。“孝、悌、慈”，还有一个字叫“和”——“和”就是和平、和好、很和气，“孝悌慈和”这四个字。我这么看，我这么推想，到了社会主义，恐怕就要大家都来讲究孝悌慈和，推讲敬老啦、抚幼啦、兄弟和好啦，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搞好，这是未来社会主义里头的问题。自然，人对自然的问题还是有，可是退居第二位了。这个我就谓之“中国文化复兴”。

那么还要再多说一点，就是中国文化复兴之后，将是印度文化的复兴。中国文化复兴，我这么遐想吧，随便说吧，会要很长，时间恐怕很长，恐怕有……人类要在这种空气中、在这种习俗中、风俗中，可能时间很长。时间很长之后，它还是会变的，不会永远是一个样子，它会变，会转变，转变出来的，依我看就是印度古文化的复兴。那么印度古文化是什么文化？什么样子呢？刚才无意中说了一下，就是在古印度除了顺世外道它肯定人生，那一派，势力很小，广大的印度古社会都是否定人生，说人生没有价值，它甚至于说人生是迷妄——迷就是糊涂，妄就是狂妄的妄，人生是在迷妄中。这些是古印度的普遍的风气，除了顺世外道之外，印度宗派很多，并且佛教还是后起，佛教在印度不是最早的。佛教否定人生算是最到家了吧。所以我的推想，人类很远的未来，古印度的这种风气就来了。人对于自己的生命、生活，感觉到没什么价值……还要按着佛家的意思解脱、解放。人嘛，就是常常地在求解放，这个就是最后的解放。这是我的这么一种推想，我的一种逻辑(笑)。

艾：其实您的这个推想，跟当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那本书，所表示的差不多了。我自己还是信服您这个说法是对的，按逻辑推出将来的发展，是应该如此。不过我还有一个想法，我觉得现代化这个过程，或者说是理智化这个过程，跟“人之所以为人”，就是无论是印度文化，或是中国文化的“人”，是有冲突的、有矛盾的。您觉得四个现代化这个计划对中国文化有无什么害处？

梁：中国生活在现在的世界上，它不能够违反潮流，它只能往前走，把物质文明发达起来，那是需要的。不过要紧的就是，过去的西洋物质文明发达是靠资本主义发达起来的，中国是自从西洋强大的势力过来，中国已经没有走资本主义的路的余地了，不可能走资本主义，所以它不能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只能在谋社会福利的里边，有了个人的福利，不能让个人的福利压倒社会福利，不可能。所以共产党在中国的出现，并且成功，那是很合理的，不特别、不奇怪的。

艾：您认为西方社会应该向东方、尤其是中国学习一些什么？

梁：这个刚才算是已经说出来了。

艾：将来西方文化、西方的社会还是演变成中国，以现在历史阶段来说，西方社会应该向东方、应该向中国学习一些什么？

梁：学习什么？我回答这个问题。人啊，一生下来就有与他相关系的人，至少他要有父母，或者还有兄弟，长大了之后到社会上还要有朋友，有老师，有什么，这个就叫做人伦，叫做伦理；人始终要在与人相关系中生活，人不能脱离人而生活，人不能离开人而生活。所以怎么把人与人的关系搞好，是个重要的问题，这个叫做伦理、人伦，中国古话叫人伦。

中国文化的特色在这个地方，中国文化的特色就是重视人与人的关系，它把家庭关系推广用到家庭以外去，比如说他管老师叫师父，管同学叫师兄弟，(笑)如此之类，它总是把家庭那种彼此亲密的味道，应用到社会上去，好像把那个离得远的人也要拉近，把外边的人归到里头来，这个就是中国的特色，中国文化的特色。这个特色一句话说，它跟那个“个人本位，自我中心”相反。跟“个人本位，自我中心”相反，那么它是怎么样子呢？它是互以对方为重，互相以对方为重。

比如说，中国人从孔子、从古书《论语》上，它老是爱讲孝悌，孝悌是什么？是说儿子、或者幼辈，对父母、对长辈的尊重、梁顺从，这就叫孝悌。不是还有个孝悌慈吗？什么叫慈呢？‘‘慈”瞰就是父母那边慈爱子女，慈爱幼辈。一句话，归总一句话，就是，工“互以对方为重”，我以你为重，你以我为重。比如说客人来了，在主人这一面就以客人为重，什么事情都替客人设想，给客八人好的位置坐，给客人倒茶喝；一个好的客人又转过来了，又是‘尊重主人，事事为主人设想。所以中国社会礼俗，刚才提到礼让，什么叫礼让呢？(笑)“让”就是看重别人，“礼”就是尊重旁人。中国在儒家一直就是叫人礼让，这个礼让也就是刚才我说的，到了未来，资本主义过去了，社会主义来了，恐怕这个礼让的风气会要来了，大家在一块生活，互相尊重是很必要的。所以我就说，世界的未来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我再说一句话、结束的话，我是乐观的，我觉得那个马克思主义很好，它比那个空想的社会主义高明。

艾：空想的，就是法国……

梁：欧文啊，英国的欧文，傅立叶，他们有三个人。

艾：是，是。过去有很多，十九世纪有不少个，反正我知道您……

梁：空想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心是很好，不过他们没有想到，没有清楚社会的发展、历史的发展，自然会到那一步，自然会要到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所以叫科学的社会主义，它是认为客观的发展就要走到那里。艾：中国文化悠久，持续延绵长远，跟西方或者中东生命短的那些文化相比，中国文化源远流长，这是由什么特性形成的？为什么？就是说，中国文化悠久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梁：历史很长。)比全世界任何地方的文化长多了，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梁：这个问题，曾经有一位先生他对这个问题讨论过，解答过，有一个先生，也可以说有两个人吧，有两个人解答过。有一位先生可能还在，有一位先生故去了。故去的人是留学欧洲，学生物学的，他叫周太玄。还有一位可能还在，他岁数比我还大，应当是九十岁，或者比九十岁还多了，这个也是留法，留学欧洲的，叫徐炳昶。

梁漱溟晚年

【逝者简介】

梁漱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著名学者、国学大师，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梁漱溟受泰州学派的影响，在中国发起过乡村建设运动，并取得可以借鉴的经验。著有《乡村建设理论》、《人心与人生》等。

“我需要安静，需要休息。”

1988年6月23日，中国文化名人、著名哲学家和思想家梁漱溟先生在北京与世长辞。梁先生临终那天，笔者也在协和医院病榻旁。在他心脏发生停跳现象，医生着手紧急抢救时，他仍然头脑清晰，十分清楚地说：“我需要安静，需要休息。”据梁先生的长子梁培宽介绍，梁老在病重时，曾不止一次地对领导说过：“人寿有限，我已长寿，能活到今天很不错了。但自觉寿数亦到此为止，因此不要让国家花费太多的人力财力，勉强维持我的生命。”

梁漱溟先生就是这样在安静的心境中走完了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安详地辞别人世间的。

本来，人的衰老、死亡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但在今天，各方面的条件（包括社会、生活、医疗等）都比过去好得多，老人们要健康长寿却是完全能做得到的。不是说近些年来“人生七十古来稀”的老话，已经被“七十多来兮，八十不稀奇”所代替了吗？实际上，90以上的望百老人也越来越多，百岁老人同样比过去增加。这就是说，人要长生不老不可能，但要延缓衰老，老而健康，则不成问题。

梁漱溟先生以95岁高龄而终，而且一生道路坎坷，著作等身，尤其在90岁以后，仍然能生活自理，天天锻炼，用脑不息，甚至重登讲坛，著述不辍。

“自我颠覆”的晚年

晚年的梁漱溟确乎达到了“圣人”的境界，或许诚如他自己所说，他已把什么事情都看得很轻，没有什么重大问题，总是把自己的心情放得平平淡淡。由此反观他对自己政治业绩和社会活动业绩的评估，一个失败者的自嘲成了述说的主基调。

新年伊始，友人送来刚出版的《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接读之后，颇多感触。我相信这本书应该会是2006年最有亮点的出版物之一。

艾恺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研究梁漱溟的专家。1980年8月，他来华专访梁漱溟先生，长谈十余次。《梁漱溟晚年口述》（下称《口述》）就是根据当年那次系列访谈的录音整理而成的。其实，早在十几年前，我参与编辑《梁漱溟全集》，就读到过艾恺访谈内容的“节选”；《梁漱溟全集》收录了那份“节选”，篇幅约4万字，主要是梁漱溟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发言，其他的许多内容都被舍弃了。半年前，单位图书馆购置了那次访谈的全部录音，并好意通知笔者可以借听；然而考虑到此次访谈有数十个小时，太费功夫，也就一直拖了下来。不意，仅仅过了半年，就收到由一耽学堂整理出版的本子，心中自然很高兴。

据出版者介绍，此次整理出的“全本”除个别地方录音模糊听不清楚外，基本上是“据录音逐字逐句”的照录，从而使我们有可能全面了解梁漱溟晚年的真实想法，以及他对自己一生业绩的自我评估。

艾恺在访问梁漱溟之前就著有关于梁漱溟的专著——《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艾恺在那部书中全凭文献资料来解读梁漱溟的思想与活动。1980年他对梁漱溟的系列访谈，主要是为了验证他在自己著作中的判断是否准确，并拿一些疑问请梁漱溟直接解答。因此，这部《口述》实际上是由艾恺主导的一场答疑会。仔细阅读之后就会明白，专家就是专家，他的有效引导确实使梁漱溟向我们提供了许多人们先前并不了解的故事，也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探究梁漱溟思想变迁的轨迹。

20世纪上半叶，梁漱溟一度是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和政治领域最为活跃的人物之一；进入20世纪后半叶，特别是经过1950年代与毛泽东的冲突之后，梁漱溟实际上已经退出了思想文化领域，尤其是政治舞台。不过，由于梁漱溟的高寿，他见到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历史情形，从而也使他有机会心平气和地反省自己一生的业绩。这里，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评估的差异。

按照研究者的一般看法，梁漱溟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最大贡献，无疑首推其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发表的重要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及在国共两党激烈冲突的时刻出版的《中国文化要义》。前者以大无畏的勇气批评新文化运动“向西走”的不对，公开宣称他就是要“向东走”，宣称世界未来有待于中国文化的复兴；后者基于他对中国社会实际的观察与研究，提出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以此否定阶级斗争理论，张扬自己多年来进行的乡村建设才是中国的惟一出路。甚至直到1950年代中期，梁漱溟这一信念似乎都不曾动摇。

然而，我们看到，经过几十年的“思想改造”，梁漱溟1980年与艾恺对谈的时候，他对自己思想文本的解读已经不是依据先前的信念，与研究者的观察也大相径庭。他不再坚持“向东走”，不再反对“向西走”，相反，连他自己都有到欧美走走的意思不断流露。在对自己先前著作进行评价时，梁漱溟也不再像先前那样自负。尤其耐人寻味的是，他不止一次向艾恺推荐他尚未出版的新著《人心与人生》，以为这部著作才能真正代表他的思想精髓，其意义远大于先前的任何一部著作。但从后来正式出版的文本中，研究者似乎并没有发现梁漱溟所说的那些价值。这部著作用不少的篇幅解读辩证法与唯物论、主动性与能动性、计划性与理智等，其实只是在重复那个时代最通行的哲学。

至于梁漱溟对自己政治历程和社会活动历史的回顾与评述，也同样存在着这样的内在紧张。他虽然没有公开宣布放弃他那独特的研究结论，即中国社会结构的“伦理本位，职业分途”，但在实际上，由于历史条件使然，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认同了他先前反对的政治观点，甚至不无自嘲地表示他先前的理想已在中国实现。这里再也看不到毛泽东所“痛骂”的那个梁漱溟，相反，一个温和、中庸的长者形象跃然纸上。

透过《口述》，我们看到了一个全新的梁漱溟。晚年的梁漱溟确乎达到了“圣人”的境界，或许诚如他自己所说，他已把什么事情都看得很轻，没有什么重大问题，总是把自己的心情放得平平淡淡。由此反观他对自己政治业绩和社会活动业绩的评估，一个失败者的自嘲成了述说的主基调。

另外，该书三分之一强的篇幅是梁漱溟点评现代史上与自己有直接交往的重要人物，如毛泽东、周恩来、陈独秀、李大钊，还有胡适、蒋介石、陈诚、吴稚晖、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韩复榘、辜鸿铭、张东荪、张君劢等，还有与他一起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朋友如晏阳初、王鸿一、梁仲华等。这些点评之所以有意思，是他的看法明显是其真实感受，看不到有掩饰和修饰的痕迹。像书中关于张东荪与张君劢的比较与评价，就和我们先前的认知有很大的区别。他说张君劢更多的是一个专事学理的人，并不热衷于现实政治；而张东荪不仅热衷于现实政治，而且“不够忠诚老实，有些取巧，[有]想个人占便宜的这种思想”。梁漱溟并且提供了许多事例，使我们不能不对现代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和重要事件进行重新评估。

即便在个人生活方面，梁漱溟的口述也纠正了许多过去的不实说法。最引人注意的是，关于他与前后两个太太之间的感情，过去的说法是，他与第一任太太感情不深，与第二位太太似乎比较般配；而梁漱溟在这次访谈中所说的与上述说法几乎完全相反。这究竟是梁漱溟晚年一时的看法，还是历史事实呢？恐怕还需要研究。

人无完人，书无完书。《口述》是一本好书，不过由于录音整理者的知识背景或其他方面的原因，书中的问题也还有不少。主要是，一些人名或书刊名给搞错了，像196页的“石兆基”应为“施肇基”，273页的“薛衡”应为杂志名字“《学衡》”，至于“梁启超、梁任公”、“颜渊、颜回”、“王艮、王心斋”等，姓名与字号并用，让不熟悉这些人物的读者觉得是两个人。这些问题，希望出版者在此后加印时尽量予以订正。

（马勇，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学术文化史，关于梁漱溟研究出版有《梁漱溟文化理论研究》、《梁漱溟评传》、《梁漱溟教育思想研究》等专著）

来源：《中华读书报》 2006年1月18日

金岳霖晚年

【逝者简介】

金岳霖(1895～1984)，字龙荪，出生于湖南长沙，祖籍浙江省诸暨。1911年，金岳霖入北京清华学堂学习，1914～1921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治学，获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之后在英、德、法等国留学和从事研究工作。1925年回国，1926年在北京清华大学任教授，创办清华大学哲学系。以后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和系主任、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和副所长。1954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79年被选为中国逻辑学会会长。金岳霖是最早把现代逻辑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的逻辑学家之一。他把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相结合，建立了独特的哲学体系。

金岳霖：一份“睿智”的遗嘱

1982年，重病期间的金岳霖留下了一份遗嘱：

“哲学所党组负责同志：我可能很快结束。我要借此机会表示我感谢党，感谢毛泽东同志，感谢全国劳动人民，把中国救了，瓜分问题完全解决了，四个现代化问题也一定会解决。我死之后，请在我的存折中提出三千元献给党。请不要开追悼会，骨灰请让清风吹走。”

金岳霖是我国20世纪著名的哲学家、逻辑学家和教育家，与胡适、冯友兰、陈寅恪等一道构成中国近现代学术之第二代中坚。他的一生复杂而又单纯，传奇而又寂寞。他睿智的言语让我们敬佩，他真诚率性的魅力吸引着我们去解开这位哲学“老顽童”的情感和性格的密码。

2．迷恋哲学：一部《论道》透出中国传统智慧

金岳霖早年学的专业是政治学，并拿到了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1921年后，金岳霖离开美国，游学于英国，开始了他长达四年的游学生活，并最终在游学中找到了兴趣和思想的归宿--哲学。在英国剑桥大学时，他聆教于罗素和穆尔两位哲学大师，读到了两部对他产生过极大影响的哲学著作：罗素的《数学原理》和休谟的《人性论》。这两部著作使金岳霖对哲学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之后，金岳霖彻底放弃了政治学，走上了哲学研究之路。他先后到英、德、法、意等欧洲国家游学。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从洛克、休谟到康德，从布拉德雷到罗素、穆尔、维特根斯坦，他都进行了广泛而又深入地研究，并把他们的思想和理论融会贯通，变为自己丰富的思想养料。

金岳霖是中国现代拥有自己完整学术体系的少数哲学家之一，凭着《论道》《知识论》和《逻辑》三本著作，金老奠定了他在中国哲学界的泰斗地位，其中，《论道》是“一本最有独创性的玄学著作”；《知识论》在中国哲学史上首次构建了完整的知识论体系。他是使认识论和逻辑学在现代中国发达起来的第一人。从1926年起，金岳霖受聘于清华大学任教，当时哲学系只有他一个老师，也只有一个学生--沈有鼎，号称“一师一生一系”。金岳霖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终于办起了高水准的清华大学哲学系，培养了很多大家，可谓桃李满天下。

长期从事哲学研究和哲学思考，使金岳霖的言行举止似乎也染上了一层哲学意味。在西南联大，有一回学生请他讲小说与哲学的关系，他就去讲，讲完之后得出一个结论：小说与哲学没有关系。学生问道，《红楼梦》算不算？金岳霖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算哲学。还有一个例子，是金岳霖在西南联大讲逻辑学，有一学生名叫林国达，非常喜欢提问题，而且问题总是刁钻怪异。一日，林国达提出一个古怪问题，金先生稍思之后反诘道：“请问‘林国达垂直于黑板’怎么解释？”林国达傻了。林国达当然无法垂直于黑板，但这句话在逻辑上没有错误。林国达缄口不能答。后来林不幸溺水而亡，金岳霖在课上对同学们说：“林国达死了，很不幸。”那节课，他没有笑容。

林徽因

3．大爱无求：“一身诗意千浔瀑，万古人间四月天。”

金岳霖终生未娶，孑然一身，但如果您因此而认为他没有爱过，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金岳霖爱了林徽因一生。金岳霖为林徽因的美貌与才华倾倒，而林徽因也非常佩服金岳霖的学识。有一次，林徽因痛苦地对梁思成说，她苦恼极了，因为自己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如何是好。粱思成苦思一夜，终于告诉妻子：你是自由的，如果你选择金岳霖，祝你们永远幸福。林徽因又把梁思成的话告诉了金岳霖。金岳霖果断地说，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应该退出。三人依然形如知己。他们毗邻而居，相互信任，梁思成林徽因吵架时，金岳霖就充当“仲裁官”。

1955年，林徽因病逝，一向冷静的金岳霖号啕大哭，肝肠寸断。追悼会上，金岳霖给林徽因送上挽联：“一身诗意千浔瀑，万古人间四月天。”在金岳霖的心目中，林徽因是他永远的女神。汪曾祺在他《金岳霖先生》一文中写道：金先生对林徽因的谈吐才华，十分欣赏。现在的年轻人多不知道林徽因。她是学建筑的，但是对文学的趣味极高，精于鉴赏，所写的诗和小说如《窗子以外》《九十九度中》风格清新，一时无二。林徽因死后，有一年，金先生在北京饭店请了一次客，老朋友收到通知，都纳闷：老金为什么清客？到了之后，金先生才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听者皆感慨不已。

金岳霖虽然一生未婚，但他并不认为自己在感情上是失败的，他对爱情有着自己独到的诠释。有个金岳霖钟爱的学生，突受婚恋挫折打击，萌生了自杀念头。金岳霖多次亲去安慰，苦口婆心地开导，他说，恋爱是一个过程，恋爱的结局，结婚或不结婚，只是恋爱过程中一个阶段，因此，恋爱的幸福与否，应从恋爱的全过程来看，而不应仅仅从恋爱的结局来衡量。就爱的过程来说，金岳霖对林徽因的爱是多么纯洁、多么感人。晚年的金岳霖和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住在一起，梁从诫夫人亲切地叫他“金爸”，对他悉心照料，使金岳霖享受到天伦之乐，这是不是爱的传承呢？

4．洒脱生活：“请不要开追悼会，骨灰请让清风吹走。”

金岳霖在哲学和逻辑学上的造诣炉火纯青，在生活中，他像一位超脱之人，不受世俗困扰。他活得天真烂漫、活得潇洒飘逸，也活得精气十足。他在遗嘱中嘱咐：请不要开追悼会，骨灰请让清风吹走。他已然看淡生死，清风吹走了他的骨灰，却吹不走他留在人们记忆中的睿智和洒脱。

他活得没大没小，返老还童。他从小爱斗蛐蛐，老了也依然如故，屋角摆着许多蛐蛐缸。他养了一只大斗鸡。这只斗鸡能把脖子伸上来，和金岳霖同桌吃饭。金岳霖也不赶它，和大斗鸡共进午餐。他还到处搜罗大梨、大石榴，拿去和别的教授的孩子比赛。比输了，就把梨或石榴送给赢他的小朋友，他再去买。

他活得物我两忘。有一回他给老朋友陶孟和打电话，陶家的佣人问：“您哪位？”他竟忘了自己的名字，甚为尴尬。但他想，老朋友一接电话就知道我是谁了，于是说：你别管我是谁，找陶先生说话就行了。但那个佣人坚持说不行。他便又请求了两三次，还是不行。于是他跑去问给他拉洋车的，准想他也说不知道。他急了，问：“你有没有听别人说过？”拉洋车的这才想起：“我听见人家都叫金博士。”他于是非常兴奋，知道自己原来姓“金”。能把自己的姓氏都忘记的智者，恐怕只有金岳霖了。

他活得幽默率性。金岳霖的幽默似乎是与生俱来的。辛亥革命时，大家都要剪辫子，金岳霖即赋打油诗一首：“辫子已随前清去，此地空余和尚头；辫子一去不复返，此头千载光溜溜。”令人忍俊不禁。有一次，金岳霖在报纸上看到吴宓发表的爱情诗：“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就对吴宓说，这是你和毛彦文之间的私事，私事是不应该拿到报纸上宣传的。我们天天上厕所，可是我们并没有拿此事去宣传。吴宓生气地说：“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金岳霖敏锐地觉察到，信息在不同场景中会产生不同的传播效果，新闻传播学有一种“场景理论”专门用来解释这一现象。还有一次，艾思奇到北大演讲，批判形式逻辑是伪科学。金岳霖听后带头鼓掌，众人不解，他解释说：“艾先生讲得好，因为他的话旬旬都符合形式逻辑。”最令人捧腹的一件趣事是：有一次，毛泽东对金岳霖说：“金老，你要多接触接触社会。”金岳霖说好，便请一个拉平板三轮车的人，每天拉他到王府井去转一圈。他觉得有人的地方就是社会，人多的地方就是最值得接触的社会，真是大智若愚啊。

金岳霖的课非常受学生欢迎，因为同学觉得他最“好玩”。逻辑学是西南联大文学院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听课的学生很多，由于没有学生花名册，金岳霖不能一一叫出他们的名字。有时，他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提问：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于是，课堂上所有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就都有点紧张。据金岳霖的学生、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回忆：“他随便得很，教授没有像他那么随便的，他有时候在讲坛上走来走去，这个不说了，有时候就坐在教桌上面对着大家，在那里讲课。他还有个特点，他不写字，很少在黑板上写字，也带支粉笔，不过没什么用。”率性而为，幽默天真，这就是一代哲学大师金岳霖特立独行之处。“请不要开追悼会，骨灰请让清风吹走”，他的生命何尝不是清风，轻轻吹拂着他身边的人，给他们带去快乐，带去乐观，带去信任，带去脉脉的温情……

【名家评点】

他是我崇拜的偶像。他语言很少，很木讷，但给人印象不见得不深刻。像给你介绍个人，“他”，好像是经过了一番思索，称他先生呢，还是称他同志呢，想了半天，“先生吧”，这才说出来，可见他是经过了好几个思索才落定个先生上，其实这个没有动作，没有内容，可是就是他这么一迟钝，反而觉得大有文章。

--欧阳中石

论他本人，他是那么质实、谨严和易，幽默，格调高，从来不拿恭维话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我和他(哈耶克)讨论时，除了学识上的滔滔不绝以外，所表现的爱智的真诚，在中国文化分子里我只见于本师金先生等少数学人。

--殷海光

季羡林晚年清静生活

对时势的推移来说，每一个人的心都是一面镜子。我的心当然也不会例外。我自认为是一个颇为敏感的人，我这一面心镜，虽不能说纤毫毕现，然确实并不迟钝。我相信，我的镜子照出了二十世纪长达九十年的真实情况，是完全可以信赖的。

--季羡林《我的心是一面镜子》

“我活了九十多岁，平生播迁颇多，适应环境的能力因而也颇强，不管多么陌生的环境，我几乎立刻就能适应。现在住进病房，就好像到了家一样。”幽居在医院的老人季羡林曾说。

2003年开始，季羡林住到北京301医院，每年接近生日的时候，温家宝都会去看望季羡林。

2008年8月2日，温家宝第五次去医院看望季羡林，提前给他祝寿，那是汶川大地震之后。温家宝引用恩格斯的话：“我们这个国家几千年，灾难总是和文明进步伴随在一起。一个民族经历一场巨大的灾难，总是会由民族的进步来补偿。”

“治乱世易，治盛世难。”

2009年7月11日，清晨8时50分左右，季羡林在北京301医院辞世，享年98岁。

络绎不绝的悼念者出现在北京大学的灵堂。季羡林在朗润园的旧居也成为人们凭吊的地方。“再有25天，就是他98岁的生日。我们都在为他准备祝寿。”学者张光璘曾跟随季羡林二十多年，2003年，由张光璘著述的传记《季羡林先生》出版。12日下午，他同季羡林生前的学生和弟子们一道去设置在北京大学的季羡林的灵堂吊唁。

在北大，季羡林永远是一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圆口布鞋，出门时提着一个上世纪50年代生产的人造革旧书包。从外貌看，他像工友，又像老农，就是不像学者。

张光璘熟悉季羡林的家，那个家以“陈旧”闻名：水泥地，大白墙，没有任何装修，完全是上世纪50年代普通民居的样子。家具都是学校发的，既旧且破。没有客厅，待客就在大间的卧室里。卧室南面并排放着两张单人床，是老祖(季羡林的婶母)和妻子睡的，占去了半间屋子。北面放一张旧八仙桌和三把破旧的椅子，既是餐桌又是客人坐的地方。季羡林自己住在较小的房间里，屋里除了一床、一桌、一椅外，便是书，从地面一直堆到天花板。

就在这里，季羡林度过了他作为思想者的半生时光。“季羡林先生的去世，我觉得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中国20世纪老知识分子的时代结束了。任继愈先生也去世了。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所剩无几。他们所代表的思想、文化、道德和境界也将成为历史。他们走完了自己的道路，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是和他们完全不同的一代人。”张光璘说。

晚年季羡林与爱猫

怀念往日的“美妙可爱”

近年来，生于上个世纪初的老一辈学人相继辞世，给学术界带来的损失令人感到惋惜。但是另一方面，这些前辈学人在晚年都达到了“修辞立其诚”的境界，通过对自己人生道路的回顾，给后人留下了丰厚的思想资源。在这方面，韦君宜的《思痛录》、周一良的《毕竟是书生》，都堪称典范。

季羡林先生是上个世纪初的学者中为数不多硕果仅存的一位，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他有这样的著作问世。不过，我们仍能够从他的一些作品中看出他晚年的心态。

季老常在文章中引用英国人“往日的可爱的时光”这句话来说明往日的“美妙可爱”。看来，过去的年代中是有许多事情让季老感到怀念的。

《师生之间》是季老写于1963年的文章，考虑到当时的环境，我们应该可以理解季老当时对新教育的热情赞颂。但是其中关于旧教育的描述却引起了我许多的联想。季老描述的上个世纪30年代的教育是非常自由的。自由到什么程度呢？“有一位教授专门给学生不及格。每到考试，他先定下一个不及格的指标。不管学生成绩怎么样，指标一定要完成。他因此就名扬全校，成了‘名教授’。另一位教授正相反。他考试时预先声明，十题中答五题就及格，多答一题加十分。实际上他根本不看卷子，学生一交卷，他马上就打分。无不及格，皆大欢喜。如果有人在他面前多站一会儿，他立刻就问：“你嫌少吗？”于是大笔一挥，再加十分。至于教学态度，好像当时就没有这样的概念。教学大纲和教案，更是闻所未闻。教授上堂，可以信口开河谈天气，可以骂人，可以讲掌故，可以扯闲话，总之，他愿意怎样就怎样，天上地下，惟我独尊，谁也管不着。有的老师竞能在课堂上睡着。在这种自由的环境下，当时的教育培养出了诸如季羡林、吴组缃、林庚等极有建树的学术大家。49年以后的教育情况是完全转变了，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学术大家也越来越少了，仅有的几位也都是在这以前就已经显示了他们的学术才华。季老在文章中写道：“抚今追昔，我想到师生之间的关系的变化而感慨万端”。季老的感慨是什么呢，文章中没有细说，不过，要是把这当成季老在特殊的年代对过去的怀念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应该大致不错。

在《水木清华》一文中，季老提及了当时教授的收入情况。我因为对经济状况对于当时知识分子的独立性的影响这一话题很感兴趣，所以特别留心。季老回忆当时教授的收入是每个月“三四百元大洋，可以购买面粉二百多袋，鸡蛋三四万个”。折合成现在的物价，起码要在一万元人民币以上吧。这足以让现在的教授们感到羡慕的了，别的不说，单说住房方面吧，季老的住房比我辈是宽敞多了，但是也经常碰到书和人争夺空间的情况。我辈自不必说了，常常是数着口袋中的钱“望书而兴叹”。季老在文章中谢‘对于清华母校依恋之情，弥老弥浓。“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的原因。

1946年季老回国的时候，”兴趣最大，用力最勤“的是佛教梵文和吐火罗文的研究，但是由于”起码的资料“的缺乏，已经无法再进行下去。是不是有别的方面的原因，我不得而知。于是季老转而翻译了迦梨陀娑的《沙恭达罗》和《优哩婆湿》以及《五卷书》等印度文学作品。1980年，季老出访联邦德国，碰到了分别了将近四十年的老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季老把才出版了一本的《罗摩衍那》送给自己的老师。没想到自己的老师”板起脸来“，”很严肃“地说：“我们是搞佛教研究的，你怎么弄起这个来了？”看来，在有点古板的德国教授眼里。《罗摩衍那》的翻译是算不上正儿八经的学术研究的。余生也晚，学识也浅，不敢对如此高深的问题置喙。但是我却颇能理解和同情季老的处境：一无情报，二无资料。怎么能搞研究呢？季老说自己翻译被后人众口称誉的《罗摩衍那》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这应该是发自内心的实在话。

“除了愚钝、麻木，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季老晚年的心境，在他怀人的文章中经常于不经意流露出来。在《朱光潜先生》一文中，季老写道：三十多年来，几乎所有的老知识分子都在风雨中经受磨练。季老回忆当时右派的生活环境是“阴森森”的。在《李长之先生》一文中，季老写道：中国老知识分子，最初都是豪情满怀，逸兴遄飞的，仿佛走的是铺满了鲜花的阳关大道。但是，不久运动就一个接一个铺天盖地而来，知识分子开始走上了坎坷不平的长满了荆棘的羊肠小道。言必有过，动辄得咎，几乎每个人都被弄得晕头转向，不知所之。在《陈寅恪先生：》一文中，季老说“我们这一批知识分子，到了今天，都已成了过来人。如果不昧良心说句真心话，同陈师比较起来，只能说我们愚钝，我们麻木，此外还有什么话好说呢？”这些于不经意中流露出来的情绪，为我们透露了季老晚年的心境，他对过去发生的许多事情，其实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不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季老再也不是当年那个“什么顾虑也没有，什么东西也不怕”的“愣头青”了，所以只好以一句“有什么话好说呢”来表达自己的感慨了。

季老在评价许多人的时候都用到了“大节不亏”这个词，我想，这个词同样适用于季老。今年，季老已经90多岁了，我们祝愿他身体健康，也希望他能在繁忙的学术研究中抽出一点时间，于《牛棚杂忆》和《留德十年》之外再写写对过去生活的回忆及看法，这或许不是没有意义的事情。

来源：陈远著《逝者如斯未尝往》，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03月第1版.

“我不是研究国学的”

“我生平不爱生病。在九十多年的寿命中，真正生病住院，这是第三次。”

2002年10月3日，季羡林写作《在病中》。那时他已被秘书和杨锐“裹挟”到了301医院，住在南楼一病室十三床，是高干病房。

在北大，季羡林每天清晨四点起床研究或写作，被称为北大的一盏灯。

在医院，季羡林照例每天四点多起床，起来后立即开始写东西。就是这次入院，季羡林写下了他著名的“三辞”：辞“国学大师”，辞学(术)界泰斗，辞“国宝”。

张光璘读季羡林“三辞”后受益匪浅：“这位大学者竟然昭告天下，辞去‘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顶桂冠。说自己连‘国学小师’都不是，遑论‘大师’。季羡林是喜欢讲真话的人，而且是善解人意的人。不到不得已，是不会说出这种让吹捧者下不来台的话的。其实许多年前季羡林就声明自己不是‘国学大师’，因为他的学问根本就不是国学。他曾经郑重声明：‘我说的话，你可以百分之百地相信，外面的消息你们只能相信60%就行了，他们把我说得太好了，其实我没有什么了不起。’”

对于自己，季羡林一直在反躬自省。1992年11月16日，他写过一篇随笔《我写我》，他说：“我说过不少谎话，因为非此则不能生存。但是我还是敢于讲真话的，我的真话总是大大地超过谎话。”

1998年出版的《季羡林文集》共二十四卷，八百多万字，其中收录的文稿截止到1992年。截至目前，季羡林的全部著作约一千二百万字，其中大部分是在1978年以后完成的。那一年，他67岁。

那一年，北大恢复了东语系，季羡林恢复了主任之职。

(本文采写得到葛维钧先生协助，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