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龙居士

季羡林：文化无声地流逝 季羡林晚年清静生活 对时势的推移来说，每一个人的心都是一面镜子。我的心当然也不会例外。我自认为是一个颇为敏感的人，我这一面心镜，虽不能说纤毫毕现，然确实并不迟钝。我相信，我的镜子照出了二十世纪长达九十年的真实情况，是完全可以信赖的。 --季羡林《我的心是一面镜子》 “我活了九十多岁，平生播迁颇多，适应环境的能力因而也颇强，不管多么陌生的环境，我几乎立刻就能适应。现在住进病房，就好像到了家一样。”幽居在医院的老人季羡林曾说。 2003年开始，季羡林住到北京301医院，每年接近生日的时候，温家宝都会去看望季羡林。 2008年8月2日，温家宝第五次去医院看望季羡林，提前给他祝寿，那是汶川大地震之后。温家宝引用恩格斯的话：“我们这个国家几千年，灾难总是和文明进步伴随在一起。一个民族经历一场巨大的灾难，总是会由民族的进步来补偿。” “治乱世易，治盛世难。” 2009年7月11日，清晨8时50分左右，季羡林在北京301医院辞世，享年98岁。 络绎不绝的悼念者出现在北京大学的灵堂。季羡林在朗润园的旧居也成为人们凭吊的地方。“再有25天，就是他98岁的生日。我们都在为他准备祝寿。”学者张光璘曾跟随季羡林二十多年，2003年，由张光璘著述的传记《季羡林先生》出版。12日下午，他同季羡林生前的学生和弟子们一道去设置在北京大学的季羡林的灵堂吊唁。 在北大，季羡林永远是一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圆口布鞋，出门时提着一个上世纪50年代生产的人造革旧书包。从外貌看，他像工友，又像老农，就是不像学者。 张光璘熟悉季羡林的家，那个家以“陈旧”闻名：水泥地，大白墙，没有任何装修，完全是上世纪50年代普通民居的样子。家具都是学校发的，既旧且破。没有客厅，待客就在大间的卧室里。卧室南面并排放着两张单人床，是老祖(季羡林的婶母)和妻子睡的，占去了半间屋子。北面放一张旧八仙桌和三把破旧的椅子，既是餐桌又是客人坐的地方。季羡林自己住在较小的房间里，屋里除了一床、一桌、一椅外，便是书，从地面一直堆到天花板。 就在这里，季羡林度过了他作为思想者的半生时光。“季羡林先生的去世，我觉得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中国20世纪老知识分子的时代结束了。任继愈先生也去世了。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所剩无几。他们所代表的思想、文化、道德和境界也将成为历史。他们走完了自己的道路，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是和他们完全不同的一代人。”张光璘说。 为学一生苦坐禅——季羡林晚年的心境 晚年季羡林与爱猫 怀念往日的“美妙可爱” 近年来，生于上个世纪初的老一辈学人相继辞世，给学术界带来的损失令人感到惋惜。但是另一方面，这些前辈学人在晚年都达到了“修辞立其诚”的境界，通过对自己人生道路的回顾，给后人留下了丰厚的思想资源。在这方面，韦君宜的《思痛录》、周一良的《毕竟是书生》，都堪称典范。 季羡林先生是上个世纪初的学者中为数不多硕果仅存的一位，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他有这样的著作问世。不过，我们仍能够从他的一些作品中看出他晚年的心态。 季老常在文章中引用英国人“往日的可爱的时光”这句话来说明往日的“美妙可爱”。看来，过去的年代中是有许多事情让季老感到怀念的。 《师生之间》是季老写于1963年的文章，考虑到当时的环境，我们应该可以理解季老当时对新教育的热情赞颂。但是其中关于旧教育的描述却引起了我许多的联想。季老描述的上个世纪30年代的教育是非常自由的。自由到什么程度呢？“有一位教授专门给学生不及格。每到考试，他先定下一个不及格的指标。不管学生成绩怎么样，指标一定要完成。他因此就名扬全校，成了‘名教授’。另一位教授正相反。他考试时预先声明，十题中答五题就及格，多答一题加十分。实际上他根本不看卷子，学生一交卷，他马上就打分。无不及格，皆大欢喜。如果有人在他面前多站一会儿，他立刻就问：“你嫌少吗？”于是大笔一挥，再加十分。至于教学态度，好像当时就没有这样的概念。教学大纲和教案，更是闻所未闻。教授上堂，可以信口开河谈天气，可以骂人，可以讲掌故，可以扯闲话，总之，他愿意怎样就怎样，天上地下，惟我独尊，谁也管不着。有的老师竞能在课堂上睡着。在这种自由的环境下，当时的教育培养出了诸如季羡林、吴组缃、林庚等极有建树的学术大家。49年以后的教育情况是完全转变了，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学术大家也越来越少了，仅有的几位也都是在这以前就已经显示了他们的学术才华。季老在文章中写道：“抚今追昔，我想到师生之间的关系的变化而感慨万端”。季老的感慨是什么呢，文章中没有细说，不过，要是把这当成季老在特殊的年代对过去的怀念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应该大致不错。 在《水木清华》一文中，季老提及了当时教授的收入情况。我因为对经济状况对于当时知识分子的独立性的影响这一话题很感兴趣，所以特别留心。季老回忆当时教授的收入是每个月“三四百元大洋，可以购买面粉二百多袋，鸡蛋三四万个”。折合成现在的物价，起码要在一万元人民币以上吧。这足以让现在的教授们感到羡慕的了，别的不说，单说住房方面吧，季老的住房比我辈是宽敞多了，但是也经常碰到书和人争夺空间的情况。我辈自不必说了，常常是数着口袋中的钱“望书而兴叹”。季老在文章中谢‘对于清华母校依恋之情，弥老弥浓。“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的原因。 1946年季老回国的时候，”兴趣最大，用力最勤“的是佛教梵文和吐火罗文的研究，但是由于”起码的资料“的缺乏，已经无法再进行下去。是不是有别的方面的原因，我不得而知。于是季老转而翻译了迦梨陀娑的《沙恭达罗》和《优哩婆湿》以及《五卷书》等印度文学作品。1980年，季老出访联邦德国，碰到了分别了将近四十年的老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季老把才出版了一本的《罗摩衍那》送给自己的老师。没想到自己的老师”板起脸来“，”很严肃“地说：“我们是搞佛教研究的，你怎么弄起这个来了？”看来，在有点古板的德国教授眼里。《罗摩衍那》的翻译是算不上正儿八经的学术研究的。余生也晚，学识也浅，不敢对如此高深的问题置喙。但是我却颇能理解和同情季老的处境：一无情报，二无资料。怎么能搞研究呢？季老说自己翻译被后人众口称誉的《罗摩衍那》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这应该是发自内心的实在话。 “除了愚钝、麻木，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季老晚年的心境，在他怀人的文章中经常于不经意流露出来。在《朱光潜先生》一文中，季老写道：三十多年来，几乎所有的老知识分子都在风雨中经受磨练。季老回忆当时右派的生活环境是“阴森森”的。在《李长之先生》一文中，季老写道：中国老知识分子，最初都是豪情满怀，逸兴遄飞的，仿佛走的是铺满了鲜花的阳关大道。但是，不久运动就一个接一个铺天盖地而来，知识分子开始走上了坎坷不平的长满了荆棘的羊肠小道。言必有过，动辄得咎，几乎每个人都被弄得晕头转向，不知所之。在《陈寅恪先生：》一文中，季老说“我们这一批知识分子，到了今天，都已成了过来人。如果不昧良心说句真心话，同陈师比较起来，只能说我们愚钝，我们麻木，此外还有什么话好说呢？”这些于不经意中流露出来的情绪，为我们透露了季老晚年的心境，他对过去发生的许多事情，其实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不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季老再也不是当年那个“什么顾虑也没有，什么东西也不怕”的“愣头青”了，所以只好以一句“有什么话好说呢”来表达自己的感慨了。 季老在评价许多人的时候都用到了“大节不亏”这个词，我想，这个词同样适用于季老。今年，季老已经90多岁了，我们祝愿他身体健康，也希望他能在繁忙的学术研究中抽出一点时间，于《牛棚杂忆》和《留德十年》之外再写写对过去生活的回忆及看法，这或许不是没有意义的事情。 来源：陈远著《逝者如斯未尝往》，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03月第1版. “我不是研究国学的” “我生平不爱生病。在九十多年的寿命中，真正生病住院，这是第三次。” 2002年10月3日，季羡林写作《在病中》。那时他已被秘书和杨锐“裹挟”到了301医院，住在南楼一病室十三床，是高干病房。 在北大，季羡林每天清晨四点起床研究或写作，被称为北大的一盏灯。 在医院，季羡林照例每天四点多起床，起来后立即开始写东西。就是这次入院，季羡林写下了他著名的“三辞”：辞“国学大师”，辞学(术)界泰斗，辞“国宝”。 张光璘读季羡林“三辞”后受益匪浅：“这位大学者竟然昭告天下，辞去‘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顶桂冠。说自己连‘国学小师’都不是，遑论‘大师’。季羡林是喜欢讲真话的人，而且是善解人意的人。不到不得已，是不会说出这种让吹捧者下不来台的话的。其实许多年前季羡林就声明自己不是‘国学大师’，因为他的学问根本就不是国学。他曾经郑重声明：‘我说的话，你可以百分之百地相信，外面的消息你们只能相信60%就行了，他们把我说得太好了，其实我没有什么了不起。’” 对于自己，季羡林一直在反躬自省。1992年11月16日，他写过一篇随笔《我写我》，他说：“我说过不少谎话，因为非此则不能生存。但是我还是敢于讲真话的，我的真话总是大大地超过谎话。” 1998年出版的《季羡林文集》共二十四卷，八百多万字，其中收录的文稿截止到1992年。截至目前，季羡林的全部著作约一千二百万字，其中大部分是在1978年以后完成的。那一年，他67岁。 那一年，北大恢复了东语系，季羡林恢复了主任之职。 (本文采写得到葛维钧先生协助，在此致谢)

redqiangfu

简单看了看 都是大儒啊 唉 现在国人读书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生活节奏和压力太快太大了 真的应该多读些我们祖先留下的好书啊